胡耀邦:国家危难之时,我们岂能不闻不问?
作者:文热心

  踏上征途:男儿怎能恋守几亩地几间房?

  在浏阳中和乡苍坊村西岭山下,有一座坐北朝南、小青瓦、砖木结构的典型湖南农家小院——胡耀邦故居。

  这里房前有一条宽约数米的溪流——敏溪,流水叮咚,潺潺不断,流入浏阳河,汇入湘江。

  胡耀邦这位湘江之子,在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时,还是文家市里仁学校的学生,他“爬到学校的围墙上,凝望着毛泽东率领的工农子弟兵”,敢于担当的精神因子也融进了他的血脉。

  在县城中学读书时,国民党县党部要员到学校上训育课,要求学生“要紧的是做学问,要安分守己,毕业后为国家做事业,为个人争前途”。可胡耀邦不以为然,说:“东北三省虽然易了帜,但是日本人的军队驻在那里,长江里的外国军舰还挂着旗帜横冲直撞……我们学生当然要读书,但要关心国家大事。古人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家危难之时,我们岂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国家不太平,书也读不成……”

  随着家乡成为中国共产党活动的中心地带,他也当起了儿童总团长。1930年11月,中共湘东特委挑选年轻干部,胡耀邦经考察被选中。15周岁尚未满的他告别父母兄嫂,出发前往江西。临行前,他回答一些不太理解的同学说:男儿怎能恋守几亩地几间房,要离家出去闯天下。

 
  “征粮官”,小个子队长的大担当

  1936年初,毛泽东率领红军东征时,胡耀邦担任的是“粮草官”——石楼县征兵和给养工作队队长,负责在当地扩红筹款征粮。

  石楼县,人口仅万余,是吕梁山区的贫穷县之一。加之这里是新区,百姓并不了解共产党、红军,胡耀邦等工作难度可想而知。他带着工作队员挨家挨户宣传党的政策,讲解红军干革命是为了穷人……针对百姓听不太懂南方话,对一些新鲜名字一时难以理解的情况,采用编顺口溜、文艺演出、办墙报、开会等多种形式,使宣传内容家喻户晓。他精干的身影、嘹亮的嗓音吸引了晋北的青年农民,很多人报名参了军,筹款征粮的成绩也很突出。石楼县很快成为红军在黄河东岸的一个活动基地。

  石楼县“变了颜色”,胡耀邦却由于劳累过度病倒了。尽管如此,胡耀邦还是挣扎着吩咐警卫员李柱:“我有病,你有事去找李富春解决。”李富春由此得知他的病情,打电报从前方唤来军医,这才让他活了过来。

  5月中旬,在延川县大相寺举行的东征总结会议上,毛泽东高兴地说,这次东征,打了胜仗,唤起了人民,扩大了红军,筹备了财物。因为在此之前李富春曾向毛泽东介绍过21岁的“小青年”胡耀邦的工作成绩和工作精神,毛泽东说到此时特意问:“那个胡耀邦来了没有?站起来给大家看看。”胡耀邦应声站了起来。毛泽东说,哦,是个小个子队长呀!毛泽东很有兴趣地问了他一些情况,并让他向大家说两句。胡耀邦把工作说得既简要又条理分明,给毛泽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勇救同志:上演一场“单刀赴会”

  1938年4月,任抗大一大队政委的胡耀邦随队移驻瓦窑堡米粮山。瓦窑堡距离延安180里,是子长县(原安定县)政府所在地。建立统一战线之后,陕甘宁边区各县国共双方都互设机构。国民党方面挑起的“磨擦剧”也在子长县经常上演。

  1939年初,国民党方面制造事端,欺骗中共子长县县长薛南斌到县城开会,以征兵、职权纠纷为借口,扣留了薛南斌。胡耀邦闻讯后立即紧急集合一大队学员,作好交涉的准备,同时与王震紧急联络,让三五九旅戒备待命。接着,胡耀邦和宣传干事牛克伦来到国民党县长田杰生的县政府大院。田杰生听说八路军找他,被吓得半天不敢出来,后来知道来的就是两个,又没带武器,才出来迎接。胡耀邦开明宗义地向他说明来意,直奔主题:“抗大到贵县以来,对民众秋毫无犯,这是有目共睹的,可是有人却说抗大来与民争利,这明明是挑拨我军民关系,破坏后方安定。有人侵占抗大校舍,袭击抗大人员。”说到此,胡耀邦发问:“这些情况你知道么?”田杰生故作姿态,推说自己不知道。胡耀邦怒问道:“你身为一县之长,而且自称那样能干,怎么连这些事也不知呢?”接着,胡耀邦严正地说:“一切主张团结抗日的人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都会与他合作,凡是破坏团结抗日的人,都是汉奸,都不会有好下场!”田杰生明白“汉奸”一词的分量,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只得将薛南斌放回。

  毛泽东闻知此事,特意把胡耀邦找去,详细了解事情经过。称赞胡耀邦说:你还演了一出单刀赴会呀!

  
  推行新政,“耀邦瘦了,陕西肥了”

  1964年11月,中央任命胡耀邦为西北局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同时保留团中央第一书记原职。11月30日晚,他带着几名工作人员到西安上任了。

  陕西当时形势严峻。胡耀邦经过调查,决定推行“新政”。1964年12月24日,他完成了全文九千多字的《向西北局和中央、主席的报告:〈走马到职报陕情〉》报告。报告中提出的施政设想要点是:纠正打击面过宽的干部政策,“把生产搞上去”等。

  1965年2月5日,春节刚过,胡耀邦来到安康地区,8天时间跑了7个县。他对“生产之凋敝,经济之萧条,民生之困苦,也有了直接感受”,以“一种救人如救火、救生产如救火”“忧人之忧,急人之急”的公仆情怀,于2月12日亲笔起草了《电话通讯》,以急电向省委办公厅发出。《电话通讯》提出正确贯彻执行《二十三条》的问题,其主要内容是:摆正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把生产摆在首要地位;在政治思想方面放大一些,不要扣得过碎;在领导生产方面放宽一些,不要想得太窄;在经济政策方面搞活一些,不要管得太死……

  可是西北局已经在以阶级斗争为纲轨道上的惯性前行,并不允许胡耀邦施行“新政”。1965年3月11日至17日,胡耀邦受到严苛的围攻。刺激和压力使他身心俱疲。17日,他病倒了。经过两次会诊,结果是因大脑神经紧张和疲劳,听力和视力严重衰退,肺部出现气肿,属于突发大脑蜘蛛网膜炎,有生命危险。就这样,胡耀邦一边住院治病、书写检讨,一边继续工作、接受批判。到了5月,陕西省委根据西北局指示,准备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名为总结省委工作,实际是全面清算胡耀邦一月工作会议以来的言行。

  6月中旬,叶剑英元帅偕同张爱萍、张宗逊将军等来西安考察军事工作。在西北局、陕西省委和省政府的接风宴上,张爱萍说:“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又是一个大丰收。耀邦瘦了,陕西肥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的啊!”可客人委婉的劝说,并没有警醒那些整人的领导。饭后,叶剑英把胡耀邦单独留下聊天。胡耀邦扼要地叙述二百天的工作和现在的处境,说“我已经作了六次检讨,还说我认识不上去,通不过”。叶剑英让他“在西安说不清楚,回北京去说。”胡耀邦说:“我走不脱呀?!”叶剑英说:“我带你走。”6月20日,叶剑英亲自安排,将本来到机场送行的胡耀邦拽上军用专机,神色凝重地说:“耀邦走吧!这个地方不好搞啊!”

  尽管胡耀邦在这年底被免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但西北局、陕西省对他的批判并没有停止。而事实胜于雄辩,这一年,陕西省经济出现空前转机,粮棉产量超过胡的预期,人民生活得到改善。

  
  起草《提纲》,“是拚了一点老命的”

  1975年7月,经历了9年“文革”折磨的胡耀邦,被叶剑英举荐参加复出的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被指定负责中国科学院党组工作并兼任副院长。

  胡耀邦有一个信念,这就是国家不能再乱下去了,特别是科技工作必须跟上世界潮流。他首先着力纠正各种荒谬观点。于是,许多“胡氏语录”至今印在人们脑袋里:

  ——科研人员搞科研就是结合实际,为什么一定要到工农生产中去?科学院就是科学院,不是生产院、教育院、白菜院、土豆院……

  ——什么叫“开门办所”?七机部开门办?原子能所加速器开门办?还要保密呢,连参观都不让。

  ——设所长就是修正主义?设室主任就是修正主义?我看这是形而上学。有人说这是“复旧”,复旧就复旧,不要在乎!

  ——科研工作搞不上去,不仅是犯错误,而且是犯罪……搞业务的台风要刮起来。

  ……

  支持搞科研的鲜明观点,敢于否定各种谬论的气概和这些极富个性的“胡氏语录”,使科研人员感到有了依靠,又可以从事科学研究为国效力了。造反派头头的气焰也不得不有所收敛。胡耀邦很快获得科技人员的信任。

  整顿工作有了头绪后,胡耀邦把主要精力放在起草《汇报提纲》上来。8月1日,胡耀邦在部署提纲的起草工作时,对框架和主要思想都讲了想法,并限定李昌、王光伟、胡克实带领的起草小组一个星期内交稿。草稿写出来后,从8月7日到11日,胡耀邦多次主持修改。8月11日拿出了第一稿,定名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讨论稿)》。9月28日,改出了第五稿。用胡耀邦自己的话说是:“这一个月我是把全部精力放在这个文件上的,用一句老话,是拼了一点老命的。”这一稿作为定稿,以胡耀邦、李昌、王光伟三人的名义上报,由邓小平转呈毛泽东。可是,毛泽东既没有批示也没有退回这份稿件。

  原因是形势急转直下,邓小平再次陷入被动。在这种大背景下,胡耀邦、《汇报提纲》、中科院的整顿工作遭受厄运也就必然了。在随之而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汇报提纲》被列为“三株大毒草”之一,遭到大批特批,胡耀邦也被停职反省。有造反派指责他,说他在《汇报提纲》里提出的“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观点,搞“唯生产力论”。胡耀邦回答说:“我不懂什么‘唯生产力论’,我只知道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没有瓦特发明蒸汽机,能有英国的工业革命吗?”批判会只得草草收场。

  
  主持平反,“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1977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委派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胡耀邦出任这个职务,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举荐的。后来经过反复商议,华国锋、邓小平等都同意由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兼中央党校副校长。

  12月15日,胡耀邦来到中组部上任。由于此前胡耀邦在担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期间,率先向“两个凡是”发起挑战,深得民心。所以,中组部的同志对胡耀邦来主政是热烈欢迎和备受鼓舞的。

  胡耀邦走马上任时,等待他的不只是欢迎的鞭炮,还有档案室里堆积了好几间屋子的冤假错案材料。自然,平反冤假错案也就成了他上任后首要任务。

  他决定复查“六十一人”案。考虑到案情重大,他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听后也吃惊,便问道:“这样的案子你也敢翻?”胡耀邦回答说:“实事求是,该翻就翻。”6月25日,邓小平在一份关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申诉材料上批示说:“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7月4日,华国锋也指示胡耀邦:“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组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

  1978年12月16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宣布为“六十一人案”平反。

  在处理彭德怀、陶铸的案子时,遇到了原专案办公室不移交材料的难题,审干局的同志只得前来诉苦。胡耀邦对他们说:“急也没有用,不等了,我们自己干”——即另起炉灶搞材料,并用李大钊“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联语勉励大家,并说:“在目前形势下,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在胡耀邦的主持下,全国复查案件涉及近500万人,属于“文革”中立案审查的案件约290万人,历史遗留案件188万件;平反纠正约300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复查改正错划右派54.7万人,纠正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2.5万人;为47万多名中共党员恢复党籍;再加上数以千万计的受牵连的干部、群众及亲属,解决了殃及一亿人的问题。任仲夷说:“平反冤狱……公认除了耀邦,任何人办不到。”
  

来源:《新湘评论》
日期:2015-0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