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及其使命
作者:蔡和森

  绪言
 
  同志们!我现在代表中国代表团向各位致敬意!并接受你们的欢迎。但我应先向同志们道歉的就是这个报告中很少正确的统计的实际材料,而是只凭我记忆所及而作的。
 
  我们到此已三周余了,Bnpo早邀我到此与同志们谈一谈,代表团也很愿意早向同志们报告国内的实际情形,不过我们所要知道的,固然是政治经济和国民运动,不仅大家愿意听,我亦愿意报告,但是比此还有更重要的就是这个题目,同志们离国久了,有的几年,有的几个月,在政治经济方面,尚有报纸或党团刊物,知道个大概,但是关于党及党的内部情形,一定很少知道的,最重要的原因有二:第一,党报少按期出版;第二,此地与中国离隔太远。同志们对于党的生活及其争斗的经验想知道而不能知道,故应先做这个报告。
 
   一、报告的意义
 
  大家一定很明白的,大家在此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与俄国共产党的历史,但是同时我们又要知道中国革命及我党要如何发展及其发展的道路如何,故须明白我党的历史。吾党虽只有五年短的历史,而仍在幼稚的时代。可是就在五年中间已能领导中国无产阶级由经济的争斗走到政治的争斗,由日常生活的争斗,又走到一般的争斗了。俄国共产党不过二十余年的历史,西欧工人阶级的政党已有百年或数十年,但在我们五年历史过程中,已超过了他们长期的历史了。故我党虽仍青年,但是已经有了很多的复杂的事实,而值得我们研究了。同志们都是要做一个好党员,忠实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所以第一必须明白自己的责任。但如何才能明白呢?那就必须亲切的深刻的知道党的历史了。
 
  同志们一定要问究竟党现在已到了一个什么阶段、发展到一种什么程度呢?以及发展的道路是怎样呢?大家都应想一想!但这不是绝对空想所能答复的,而是必须以历史的方法答复的,故我先报告党的历史。
 
  今日报告的题目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发展。这个题目如详细说来,至少也需要许多的时间,但是今天无长的时间,故只能尽可能的缩短报告的时间。但是虽然如是,而这个报告,也仍须有相当的时间。现在我就开始往下说了。
 
   二、吾党产生的背景及其历史使命
 
  (一)中国共产党产生的背景。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我们绝对不会把一个政党的产生当作是脑筋中幻想出来的或是几个学者塑造出来的。一个政党的发生,必有其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背景的。近年来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人们渐渐注意到中国共产党的行动了,并图谋反共产党的举动了。他们以为中国共产党不过是陈独秀几个野心家的意志所塑造的,或者以为被俄国收买的几个学生所鼓动的,这些军阀的走狗及帝国主义者所造的谣言和污蔑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每一个同志每一个党员对于党的产生的背景统统是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深刻的了解的。兹简单的分五项说明之:
 
  1. 中国产业的发展。我们都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他是工人阶级的党,他主要组成分子是产业无产阶级,所以在我们一想到共产党产生的时候,就会想到无产阶级有了相当的发展。吾党何以不在一九一四年欧战中产生呢?而要在战后产生呢?原因是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中国土著产业方面有了相当的发展,而且这个发展是战前所没有的。大战以来各殖民地以及半殖民地的土著工业均有相当的发展,我们就单说纺织业及棉纱,在一九一四年以前不过两个工厂而已,据日本人统计报告说,在一九〇三年纺纱厂不过两个,锭子六千五百个,数目是何等小呢?到了一九一六年大战中有四十二个纱厂,锭子数目亦增至十七万以上,到现在;一九二五年工厂的数目为八十三个,锭子的数目已增加至二百万个,并且还有一百万个预备开工的,由此可知,大战期中工业发展之速,我们无正确的统计,不能知道,在战前时全国到底有了若干工厂,但据日本人不正确的统计看来,战前工厂总数目为五百五十八个,而战后为一千四百个工厂。至于工人阶级之发展,.亦无正确的统计,据日本人推测,战前为八十——一百万左右,战后产业工人之数则为二百——二百五十万左右,工人的数目差不多超过一倍半,至少在一倍以上。这些数目虽不是很正确的,但由此可知工业与无产阶级发展之大概。以前工人数目很少,现在却多起来了,若是与全国人口比较看来,仍是很少的,可是在工人发展史上,这个数目已是很大了。因为有了新的工人阶级的发展,于是就接着发生第二种的现象,即是有自然的罢工运动。
 
  2. 自然的罢工运动。党的产生背景的第二种现象:自然的罢工运动。中国的罢工运动究竟开始于何时呢?自然(编者注:原件下缺七个字)但就记忆知道的,则为辛亥年间湖北曾有次大罢工,结果失败了。至一九一四年安源亦曾有一次大罢工,参加人数在一万以上,但是结果失败了,并且首领亦被抢毙了。在这个时期内罢工运动虽然有了,但多半是失败的,且亦未引起各阶级的注意。至于真正对于政治、经济有影响,并引起社会上出来注意的,则自一九一四年起。香港、广州、上海、湖北自动罢工的很多,有胜利的,亦有失败的。一九二〇年自动的罢工的范围更十分扩大了。据日本的统计: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罢工共四十七次,参加人数共七万六千人,到一九二——一九二二年,罢工共三十七次,参加人数共四万四千人,但这些罢工即是自动的、普遍的。而在此自动罢工期中,工人阶级已形成工人初步的组织,一九一九年广东有二十六个工会,到一九二一年香港机器工人罢工胜利之后,使南部工人尤其是广州工人受了很大的刺激,由二十六个工会增加到一百个工会了,但不过是幼稚的职业组合罢了。由以上数目字及事实看来,可见本党未产生以前的工人状况,已由不觉悟到有觉悟,由不行动到了有行动,而且是很激烈、很勇敢的行动。这个现象就是本党产生背景中主要的现象。
 
  3.“五四”运动与上海的罢工。“五四”运动在中国的革命史上、在政治的意义上是很重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自有此运动以后中国的革命的政冶争斗遂开新纪元,故此次运动对于各方面是很有关系的,对于工人阶级的发展,统统是很有关系的。“五四”运动在普通人看来,说是当作学生的爱国运动,而对于去年的中国工人在此运动中所占的地位如何,他是否参加这个运动,是否是觉悟参加的,那就不注意了。“五四”运动为学生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但是上海的码头工人和日本纱厂工人是参加了的,他们是做为政治罢工,是正式参加了反帝国主义运动的,不过此时参加因为没有自己的党的领导和指导,所以不像现时“五卅”运动有意义、有力量。工人此次的参加是一时的爱国热忱而罢工的。他们一方面憎恨压迫侵略;—方面又被学生、政客利用而参加了,是“政客的青红帮或一小部分工人首领接近而造成的”,故在客观上这个罢工是有意义的。但在主观上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和政党的指导。可以证明中国工人阶级已走到反帝国主义的政治争斗的路上来了,在中国工人阶级发展史上及对于党的产生是有很重大的意义的。因为工人阶级自动的走到政治的争斗即必须有政党的领导。此吾党产生的第三个现象。
 
  4.十月革命的影响与先进分子的形成。我们有了以上三个原因,可见此时不但有了二十万以上的产业工人阶级运动的普遍的行动,不但有经济的行动,又有政治的行动了。党的客观背景已有三个原因了,但此三个是否可以产生中国共产党呢?不能的!缺一主观条件。主观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先进分子。同志们已研究过列宁论党,就明白了先进分子与党的产生及其阶级的关系了。故中国工人阶级虽有三个客观条件,但无主观条件,政党不会产生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列宁主义者,不是少数派、经济派或空想派,故坚决地承认要有主观条件。虽有主观条件,若再进一步研究,中国为农业经济社会,半殖民地,何以能产生共产党呢?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这是有其原因的,即十月革命的影响。兹看一看十月革命对于中国知识阶级的影响和他们受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是如何呢?帝国主义以前统治中国,思想界的势力完全为美国的势力,即美国资本主义势力所统治,换言之,民主主义(德莫克拉西主义)、实验主义的势力所统治,此时为民众起来之前履,而代表人物则为胡适之。我们看一看当时的出版物、教科书的内容,学生的倾向,即可知民主主义、实验主义影响之大及对“五四”运动的关系了。“五四”运动虽不是绝对的完全受美国的影响,但成份是很多的。这个影响正有力的时候,全中国人民对美国的幻想都是很大的,是希望美国来帮助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可是Rtesoailben和会中威尔逊的十四条完全是一种骗局,于是幻想才渐渐打破了,新的影响亦来了,即是十月革命的影响。但是一九一七年革命的影响何以到这样迟呢?到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才有呢?因为以前远东为反革命的白党分子所占据,因此把十月革命的影响中断了。但是总是堵不住的,是要到中国的。当十月革命的影响来到中国时,小资产阶级是很害怕的,是受帝国主义者宣传毒的。但是不久对美国帝国主义以及其他帝国主义的幻想都打破了,于是才由嘲骂、害怕而相信了。初则不接受,现因他各方面之失望而渐接受了。故“五四”运动中即有大批倾向俄国、倾向社会主义的先进分子。形成的理由,固然是受十月革命的影响,但仅有此影响还是不够的,还受有内部的影响才能成的。内部的影响原因是如何呢?第一,知识阶级目睹中国的状况,觉着他们以前的方法都得不着出路了,尤其是对于以前的政党如进步党、研究系、国民党(以前知识阶级一部分倾向进步党的梁启超,一部分倾向国民党)都失望了。“五四”运动是与国民党无关系的,此时国民党只知养兵护法令人失望了,进步党亦令人失望了,所以民主主义和实验主义亦令人失望了。结果都找不着出路了;第二,一般学生在“五四”运动中见了学生会的势力,于是又积极做学生会运动,如两湖的学生会,上海、广东及各地的学生会。.并且起初的时候,他们都相信学生会的势力是很大的,对民主主义的希望亦很大的,但后来亦无结果,于是才渐渐觉得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了,于是便有一部分消极的青年不问政治,而却设法读书去了,另一部分积极分子想找到另一势力别一出路了。尤其是受十月革命影响的学生和知识分子,渐知工人阶级势力比学生力量大了,恰恰此时工人阶级又起来了势力。“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力量表现给他们看了,故反映到先进分子方面都迅速地使他们倾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俄国了。有了以上的条件,知识分子由散漫的抽象的而渐渐办报纸,组织小团体,实行和工人阶级接触而作工人运动了。社会主义的倾向在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上有地位了。胡适之代表美国思想而提出“研究问题,不谈主义”的口号,对学生界是有影响的,落后的群众是跟着他走的。但是不久,学生青年偏偏不谈问题而谈主义,尤其是《星期评论》、《新青年》,大学青年学生的欢迎表现十分厉害。这也就是因为胡适之完全不明白中国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问题是解决不了的。这就是中国先进分子形成之方式了。
 
  5.党的形成及其初步的工作。我们要看先进分子之形成,第一要谈青年社,每个同志都知道《新青年》主笔仲甫同志,但是这个刊物开始时的两个口号则为:民主和科学。而这两个口号又完全是代表美国的精神,故《新青年》以前也是美国思想宣传机关,但是到了仲甫同志倾向社会主义以后,就由美国思想变为俄国的思想了,宣传社会主义了。不过在过渡期间的文章,社会革命的思想是有了,杜威派的实验主义亦是有的。一直到一九二一年“五一”劳动节特刊问题才完全把美国思想赶跑了(即新青年起分化,胡适之退出),新青年社变为“五四”运动中的先进分子的团结机关了。星期评论社,此社为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所组织,他们以前都是我们的同窗,但现在完全反对我们而成为国民党右派的首领或反革命派了。应工人阶级之兴起,社会主义思想传来,戴等受此影响而宣传社会主义,办了《星期评论》刊,在当时很受全国学生的欢迎,并结合了一部分先进分子,如李汉俊、沈玄庐、沈仲九(以前亦为我们的同志,但不久退出了)、施存统、吴明等。当时主要的为这两个组织,但后来即渐渐影响到一些小组织,如:
 
  (1)少年中国学会,是一混合的组织(世炎、仁静、中夏等都在内),现在已起分化了,一部分有社会主义倾向,接近或走人《新青年》社或《星期评论》社方面来了。
 
  (2)新民学会,一部分中等学生所组织,李启汉同志很努力宣传学生的结果,他们第一注重新青年,并努力社会运动,此会二、三十人。
 
  (3)天津觉悟社(如马骏、于方舟),受社会主义的影响而组织的这个觉悟社。
 
  (4)新生社,新国魂的一部分先进分子均加入吾党了,如韩麟符、于方舟等。
 
  (5)共存社,为代英同志所组织,团结了湖北、四川数十青年,现大部分加入了我们的团体了
 
  (6)留法一部分积极分子到法国三圣门组织工学业社及和森在蒙达尼组织工学世界社,这些虽不都是纯粹共产主义组织,但都是一步一步的倾向马克思主义的,此时尚无全国组织,但已在萌芽时代了。他们作些什么工作呢?他们对于宣传工作都很努力:
 
   第一,继《新青年》、《星期评论》外,在上海、广东、北京又有劳动刊物,北京的《劳动音》,广州的《劳动者》,上海的《劳动界》,都是一九二〇年。中国第一个“五一”节宣传很大,《新青年》发行数目字达一万份,所以当时影响是很大的,并且已普遍全国了。其他先进分子所发行的刊物亦很多。
 
   第二,实际组织工作,不但宣传了,又进一步与工人接近了。第一步是北京数同志如张国焘、罗章龙到长辛店组织工人补习学校,开始实际工作,并找工人的先进分子加以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这个学校十分可以纪念的,在吾党历史上,在劳动运动史上都有很重要的意义的)。第二步陈独秀同志由北京到上海在小沙渡设立一个工人补习学校,宣传形式与长辛店大概相同,这就是吾党职工运动的开始——组织俱乐部。国焘同志之到长辛店非个人行动,在当时是有计划的。仲甫同志到上海亦然。仲甫到申,原不一定到小沙渡,及至他看见了小沙渡及码头工人之罢工,已形成了工人的组织,如工业协会、中华总工会,所以就注意去调査他们的内容。可是这两个组织到底如何呢?中华总工会为国民党右派陈xx的骗局机关,工业协会虽有五千——一万人但为大政客黄个民拉拢之工头以及其他活动的学生所鼓动,故日本纱厂工人与码头工人于六月三日罢工一次,情形亦尚好,并开过会,及到仲甫到时在茶馆集会也只有百余人到会了。故到小沙渡办学校。究竟吾党何时成立呢?何时发起组织呢?仲甫到沪一九二〇年“五一”节后,即邀李汉俊、沈玄庐、沈仲九、施存统及一女人来发起组成,不久戴季陶、沈仲九退出了,于是于一九二〇年就正式成立了,总的说,吾党是一个什么产物呢?这小孩为什么会产生的呢?这个青年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十月革命与中国工人阶级发展的一个产物。
 
  (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政治的责任。同志们我继续上次报告,上次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产生的背景及其历史的使命。这次报告共分做两段,第一他的产生背景与条件;第二他的政治责任。上次已把第一段报告完了,兹报告第二段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责任,但未报告这段以前即先将中国的政治环境和阶级的势力分析一下:
 
  1.中国政治的环境。每个政党必有政治的责任,如世界的共产党的责任为推翻世界资本主义社会,建立新的共产主义社会,无论中、法、英、印的共产党都是一样的,共同的。但各个政治环境是不同的,如欧美资本主义的国家均已经过长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德莫克拉西的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独立的而且成为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故在这些国家中的共产党即要领导工人阶级直接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达到共产主义社会。但东方各国就不同了,这些国家仍停留在农业经济里面,而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旧的生产已经崩坏,政治独立日渐丧失,而完全附属帝国主义,土著资本主义不能发展而变帝国主义的市场或釆取原料的场所,但多半未经德莫克拉西的革命,新的军队或无产阶级尚未十分壮大,而旧的小手工业和农民又逐渐流为土匪了。由此可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责任是什么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环境是资产阶级德莫克拉西尚未成功,而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负有解放无产阶级的责任,并且负有民族革命的责任。
 
  2.各阶级力量的分析。要明白中国共产党的责任,不仅明白其政治的环境还须知道各阶级的力量如何、关系如何,如此才能得到明确的观念。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的各阶级,在旧的社会中旧的统治阶级为地主与封建阶级,而农民则为被统治阶级。但在帝国主义侵入后,则旧阶级之上产生了新阶级,而新阶级之第一即为买办阶级,大都是在沿海商埠,对外贸易发达,故产生买办阶级,而为中国资产阶级的萌芽,由买办阶级渐渐形成商业资产阶级,到了最近产生工业资产阶级。这可说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中国发展资产阶级的三个阶段。帝国主义未侵入前是没有这阶级的,而现已成为中国经济一部的主人翁了。在另一方面,因为中国土著资产阶级的发展,尤其帝国主义在华开设工厂,故中国无产阶级亦产帝国主义侵入后,中国阶级的变化是旧的阶级而外产生了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变化而来的,而且对于政治上的影响是很大的。无新的阶级之发生,则申国政治的变化仍不过是中国过去历史上政治变动而已。因为政治的动力不同了,旧的统治的阶级于帝国主义侵入后而渐成为革命的阶级了,经济破产,统治地位摇动了。
 
  3.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中国旧的统治阶级的统治状况及一般的革命运动:
 
  (1)旧的统治阶级的统治状况,鸦片战争以前,满清政府的信用权力是很大的,但自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甲午之战以后,则旧的统治阶级的政治信用已衰落无余了。在以前代表农民的小资产阶级的士大夫对清廷是何等的歌功颂德,以前的小手工业者及农民对统治阶级一自皇帝至秀才——的信用是何等的尊崇信服。秀才何以有如此的势力,因其可以步步高升而成为当权的人,亦就是统治阶级在野的代理人了。封建阶级统治的方法是何等的万能呢!——圣谕圣旨。可是到了鸦片战争后的时代大不相同了,因信用完全丧失了。但是何以如此呢!
 
  ①自鸦片输入中国后,中国现银日渐减少,而中国感受现银之缺乏;
 
  ②因为鸦片战争以后,人民赋税增加了一帝国主义侵入后既渐渐破产而赋税则反而加重,故对清廷反感怀恨日重;
 
  ③自鸦片战争以后,清廷贿赂公行。以前官吏之所以有信用并被人民认为是清官,即因其且有封建社会经济条件,所反映的道德观念,如不受贿,矩规严等,如今广东的官吏无不纳贿,以包庇私售鸦片。由于子手以至清廷大臣无不纳贿,于是官规变为奸规了,故人民对之鄙之、恨之,而清廷之信用以堕。另一方:面,在政治的威权又如何呢?中国每—朝代的兴盛除对于农民必须先做些改良事业外,尚须在外资上得到胜利,以开拓版图或使其他民族朝贡称臣而附属于中国,如此方可以得到人民之称颂。即以清廷而论,在清初时亦曾在外交上得到相当的胜利,如尼布楚条约就是一个例子。
 
  自从鸦片战争以后,清廷的外交无处不在失败,丧权割地几于无地无之,故使中国人民对清廷认为是一卖国政府,不能保国卫民的政府,故反对清廷的思想很大。总而言之,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旧的统治阶级的政治威权日渐丧失了,农民经济逐渐破产了,故这两个阶级的激烈争斗遂起。
 
  (2)旧阶级中之一般的革命运动:
 
  ①太平之役——这运动起于南京条约以后约十年,洪秀全就是太平军的一个首领此次运动完全是破产的农民的革命运动,但此运动是失败了,因为帝国主义者是站在清廷方面的。
 
  ②义和团之役——此役之背景是农民的破产和旧统治阶级的压迫而起来的,但此运动被旧统治阶级利用了,故亦归失败。这个运动之失败完全证明了农民虽是革命的动力,但在帝国主义未侵入中国以前是可以成功的,但自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则已不可能了,自己不能够领导革命成功了。新起的力量又如何呢?最近几十年中,第一,幼稚的资产阶级,在太平天国时有很少的买办阶级一在中国的买办阶级在广东的比较多,即所谓十三行,其次就是上海——于太平军进攻上海时(广东的买办阶级此时尚看不出他们的态度),他们向外国领事要求保护,并且他们向外国领事要求把上海划为中立地域。由此可知买办阶级不仅现在是反革命的,而在数十年前他们初生的时候已是反革命的了。在义和团之役,全国买办阶级是反革命的,现在虽无很多材料可证,但就资产阶级对义和团之批评论调看来,已可见他们不但不表同情于是役,且完全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与之取同一的批评意见。第二,无产阶级如何呢?当太平之役时,中国真正的无产阶级可以说是未产生的(由于当时尚无很多工厂),但他的前辈父兄都是太平之役的主人翁了——破产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义和团之役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成份,不仅是破产的农民,而且小手工业者俱占极重要的位置,但因无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参加,故此运动因无真正的领导,终于失败了。由上两役可以看出各阶级的关系。
 
  第一,买办阶级是反动的。
 
  第二,农民虽有自动的起来,但缺领导的势力,故结果失败了。
 
  ③辛亥苹命中新旧各阶级的表现,辛亥革命之役推翻的为满清的封建阶级,而革命阶级则为农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谁是领导者呢?代表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就是国民党,这次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资产阶级是参加了的,如华侨的捐款助国民党,铁路风潮涌起,粤汉铁路、沪杭路等的风潮,收回国权的运动,都是表示资产阶级在客观上是倾向革命的,但无他们的政党领导此革命。当时唯有梁启超进步党等,但不领导此革命,故领导此革命的为国民党。而国民党的政纲是有许多缺点的,仅仅做点军事的运动,没有做大量宣传政治运动,采用军事策略,并没有推动资产阶级,仅让农民群众到革命路线上,故在客观上各阶级都有走上革命路线之可能。而在事实上到武昌一役,只能成功上层革命。军事革命与民众遂没有发生什么关系,民众并不知道此次革命。因此国民党趋于妥协而将政权遂让于封建余孽一一北洋军阀之手。而民众认为国民党为破坏党,而反去相信袁氏,帝国主义以及进步党在民众中反对国民党而赞成封建余孽,亦是有很大作用的。故此革命失败了,此次革命失败证明:
 
  第一,资产阶级力量很小,虽在客观上参加了革命,但不能领导这革命。
 
  第二,此次革命在客观上农民应是很大的势力,只是没有首领,国民党亦没有抓住他们,推动他们。
 
  第三,无产阶级虽参加但不是自觉的指导者。
 
  第四,领导革命为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但国民党没有认清他的群众和敌人,即不明此次革命的性质,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太温和了。不知如何去取得群众,所以说小资产阶级是不能领导革命的。故我们的结论是:辛亥革命也是因为缺乏领导阶级,故失败了。由中国的政治经济看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责任是在做资产阶级的德莫克拉西革命,彻底成功直到完成无产阶级的革命。从各阶级的势力分析来看,中国革命之所以尚未成功,即在缺乏领导阶级,亦即是缺乏有很好组织、很好政策的阶级势力,而只有无产阶级可领导这革命。前二役是无组织的,辛亥革命虽稍有组织,但仍是无力,故革命延长下去了。以上中国革命为旧的阶段。
 
  (3)新阶段的革命运动:在辛亥革命后,民国二年独立运动失败之后,中国革命运动是否停止了呢?没有!不仅没有终止,反在经过八年之后,中国革命运动更发展一新的阶段了。何以谓新的阶段呢?举例来说在一九一九年新发生了“五四”运动,他的意义呢?至少有三个:第一,他是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第二,他是由倾向于美国而转倾向于俄国的;第三,脱离了国民党。他是一新的表现。群众反帝国主义运动,并不是始于“五四”,在鸦片战争以前即有了(如广东的平英团)。义和团亦是一群众反帝国主义运动,但与“五四”是不相同的。前两次为广大的破产农民运动,而知识阶级是落后的。可是“五四”运动则为学生运动,而是代表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的。故“五四”运动不仅得到一般民众的同情,即大资产阶级、纱厂资本家聂云台,南洋大烟草公司经理简照南亦表同情,因为这个运动对资产阶级是有利益的。他们“大资产阶级”不仅赞成,还在事后给以物质的帮助,如简照南之派送“五四”运动之活动学生赴美留学。此次运动的方法与以前亦已不相同了,以前为迷信式的,原始式的,现已开始采用宣传煽动组织群众的方法,以便各阶级反帝国主义了。“五四”运动的开始是倾向于美国的,但结果倾向于俄国了。“五四”运动的背后指挥力量,如北京美国公使以及各地的美国牧师,故此次运动的方式是美国式的,含有日、美冲突的缩影的。当时思想上、精神上的趋向亦为美国式的,如同Democratism民主主义与科学,实验主义。但是结果如何呢?威尔逊的十四条到凡尔塞和会而破产了。中国民众所希望要求的是美国帮助中国人取消二十一条与退还山东的主权,但结果在和会中帝国主义者反相互承认日本在华所得的利益是合法的,于是美国的幻术破了,中国数百万的学生,活动的知识分子无出路了。另一方面又看见俄国十月革命,一面推倒了沙皇专制,一面推翻了帝国主义干涉,建立了工人国家,以前认为是洪水猛兽的,现在转而倾向俄国了。故知识阶级中起了一个分化,已有一部分倾向俄国,倾向社会主义了。“五四”运动的产生是无政党的指导,国民党站在以外不闻不问,而真正的指导人则为美国公使和牧师、留学生以及受美国思想毒的知识阶级分子。北京、上海学生虽然派代表见过国民党,而孙中山竟以无力为由拒绝参加。于是他们又找孙洪伊(即小孙,此时他们退出进步党而加入国民党),结果这个革命的高潮竟脱离了过去指导过革命的政党,这是何等的有意义啊!这个趋势很可以证明国民党又不能领导革命了,客观的革命势力发展已超过他的主观力量了,并超过其注意力了。中山此时注意的仅为护法,是使革命运动愈走愈狭隘,而只注意军事及广东了,对宣传组织民众往往是不注意的。一个革命的政党在革命的髙潮中完全不能领导,可见他快要死亡了,故此次运动中的一般新领袖对于国民党均不满意,而有利于新的政党的产生,中国革命需要组织各派力量以反对帝国主义而引导革命的党了。
 
  (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1.国民党与俄国社会革命党的比较。这新党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的共产党。国民党与俄国社会革命党相比,在马克思主义未输入、工人阶级未发生以前,指导俄国革命的为民粹派,但到了十九世纪末期民粹派指导革命的方法就不行了,即采用的为恐怖手段,其团结的势力为个人主义的英雄(知识阶级),而不相信群众,所以在客观上已要求有新党用新方法(科学方法)以团结各种群众力量了,即是俄国共产党(社会民主工党)因此而产生了。换言之,就是要求无产阶级的政党以指导革命。中国在“五四”时亦然,国民党老了,快要死了,其方法、政纲与社会革命党差不多。而中山三民主义的内容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亦与社会革命党的相同。在客观上已需要无产阶级的政党来指导革命。当马克思主义开始输入俄国时,马克思主义与民粹派关于俄国是否要经过资本主义的过程的问题曾有很激烈的争辩,民粹派以为俄国已经很适合于实行俄国式的共产主义社会了——小资产阶级之理想。而马克思主义派则坚决的反对这种错误思想。中山亦是害怕资本主的发展,所以想用平均地权的方法而阻止之,但这也是完全的空想。这两个口号——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党首领拉拢工农手段,而在事实上完全是不可能的。这两个政党所采取的方法如何呢?俄国社会革命党为恐怖手段,而国民党亦然,中山虽已看清民众,而主张利用会党、土匪军队,但同时亦主张暗杀,对农民工人参加革命的力量以前是看不清的。汪精卫就是一个恐怖者,张继时对中国问题亦主张青年去实行暗杀,对工农力量是丝毫不相信的。他们只知黄花冈之役,只称赞温生才一个刺客的行动(诚然他们有可以称颂的地方,但这种手段方法是不行的),而不知有群众。我们现在奸滑的敌人一帝国主义者与军阀,压迫的方法手段一天天的进步,我们如何能用旧的方法以应付他们呢?迫切要求有一明白历史的发展客观的环境和今后的倾向的党了——即中国共产党。
 
  2.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欲明白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责任,不仅要明白八十余年前的客观环境各阶级势力的关系,并应明白“五四”以后的倾向——新的力量都起来了,如罢课运动、自治运动,湖南驱张(敬尧)、安徽驱马运动,各地农民的暴动,反对苛税以及小官僚部员的索薪运动,不仅和平要求,而且竟然罢工,简言之,这些群众的力量都革命化了。军队如何呢?差不多此时亦常常的发生兵变,而因生活困难都革命化了。土匪是无处不起事。连落后的女学生也参加运动了。不仅是大产业工人罢工,而小手工业者都起来了,这是些什么现象?这都是证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各种势力都革命化了,要求革命的政党的指导了。我们由此事实,由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分析,客观主观都要求一强固的阶级做中国革命领导的势力,尤其是在“五四”以后,证明过去指导革命的党是不行了,要求有新的政党、新的方法来团结组织各种各派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群众,以使中国革命运动进行到底,并领导无产阶级得到解放,这即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所应担负的使命,所应有的政治的责任。把上面所说的话总结可以得到下列的结论:
 
  第一,资产阶级力量薄弱,只参加了革命,但不能指导革命;
 
  第二,小资产阶级虽参加了革命,但领导的方法、策略是不对的,不知抓住群众,证明小资产阶级不能领导这个革命;
 
  第三,农民未有起来;
 
  第四,无产阶级尚未有占在领导地位,无产阶级应是各种势力之组织者、领导者,他应该领导中国革命到底,并去完成中国无产阶级解放的事业。
 
  (四)党的政治生活与劳动运动之进展
 
  1.工作方面,整个的报告大致是偏重政治方面的,因为劳动运动李立三已报告过了,但是政治方面是不能离开经济事业的,故非说一说职工运动不可:
 
  党的初期工作,因为党成立至二次大会时间约一年多,在此时间中无产阶级政党的责任是非常复杂的,同志们容易发生误会,以为无产阶级政党只应做无产阶级事情,其实这是不对的,是错误的。如果我们不想真正领导无产阶级得到解放,当然我们的工作是可以简单的,如其他各国社会党一样,只做经济改良争斗就够了(资产阶级的第三党),因为他们代表资产阶级利益而做工人运动,使无产阶级不推翻资本制度,不去取得解放。所以我们要看中国共产党是不是真正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不是领导工人阶级到解放之路,就要看我们的工作范围如何?中国共产党不仅领导无产阶级组成工会作经济争斗,并且要组织小资产阶级、农民、小商人而领导他们革命。中国共产党开始的工作范围就是无限的,不仅领导工人运动,而且领导学生以及其他被压迫的民族革命的争斗,这是非常对的。因为无产阶级的真正解放是应该夺取政权,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方能够实现的,若仅仅要求改良待遇则奴隶地位永久是一样的。如欧美的贵族工人虽生活较好,但仍是帝国主义的奴隶,而且工人一时罢工所得的胜利,只保障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不断的进攻。故无无产阶级之解放则即是革命,但如何革命?革命靠本身的力量,但这是不够的,因为除本身力量而外,必须准备一统治的势力,而且要想革命仅仅靠无产阶级派作战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敌人(资产阶级)之压迫,我们不仅是本身而且常常要抓住利用其他势力,如国家机关、社会阶级的势力。如:第一,农民,资产阶级的革命如无农民的参加是不会成功的。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如无农民的同盟亦是不会成功的;第二,知识阶级;第三,小资产阶级小商人等;我们的敌人(资产阶级)的数目是很少的(全人口比较起来),但何以能统治大多数无产阶级呢?即是他能得到各种势力而可以维持。我们无产阶级唯有组织势力,由资产阶级底下把农民拉过来,方能推倒资产阶级建设共产主义而成为统治的势力。欧美各国工人运动的失败,即在没有抓住他的同盟军。“二七”,失败亦然。“五卅”运动先所以胜利,即在各势力是集中在我们影响之下的,故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范围是很复杂的(不过不是以量取胜)。兹先以初步工作述之于下:第一,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第二,成立青年团;第三,上海机器工会;第四,开始反对基督教运动;第五,发行《共产党》月刊、《工人周刊》等刊物;第六,人民出版社;第七,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第八,各地工作。
 
  现分述之如下:
 
  (1)劳动组合书记部,指挥全国劳动运动,总部设在上海,湖南、广东、湖北其他地方均有支部。自成立后,即发行《工人周刊》,在北京、上海、广东各地均有很大的影响,并实际指挥全国劳动运动,而为一中心机关,为我党职工运动中心机关,故此组织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国职工运动历史上都算最有力量、最有意义的组织,尤其是对中国职工运动发展的前途上有很大的关系。国民党在辛亥革命曾在长辛店、唐山各处组织工店会,但工人完全是被他们利用了,他们亦没有教育训练工人阶级使其觉悟,广东工人尤其是海员工人,虽亦曾跟着中山跑过,但为中山所利用,而中山并没有给他们实际的利益,他们也没有阶级的觉悟,无政府党在广东亦曾组织工会,但他不仅没有使工人阶级觉悟,而且反对阶级争斗,他们不愿灌输工人以革命的理论,反提倡互助主义、克鲁泡特金主义,故劳动组合书记部是有很大的意义的。
 
  (2)党的第一次大会后不久,上海、广东、湖南、湖北等地都成立了青年团,而成为本党青年运动的机关,亦在革命的学生群众中积极工作了。
 
  (3)机器工会,当时在上海是有相当的影响的,但现在已不存在了。
 
  (4)反基督教运动的开始,S.Y.出版反基督教的刊物很多,并在上海、北京、广东各地开反基督教大会,这时基督教正在北京清华大学开大会,S.Y.的机关报《先驱》出反基督教的特刊。反基督教的小册子,当时发行亦很多。
 
  (5)党的出版物,除《新青年》外,还有《共产党》月刊及《工人周刊》等,销数很广,宣传亦很有力量。
 
  (6)人民出版社,设在广东为我党言论机关,出版了很多书籍,对思想上有很大的影响。
 
  (7)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我党根据全国劳动运动情势而开第一次劳动大会,由劳动组合书记部召集,计有代表六十人,二百个工会代表三十万有组织的工人,议决政治的要求十七条,大会为全国工人阶级的组织形成的第一步,大会并委托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通讯机关。在此大会后作了不少的全国宣传和提出工人阶级的具体要求。吾党经验少,能力薄弱而做的工作这样多,是不是应该的呢?是应该的,如不这样即非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了。此外在本时期中还领导了思想、文化的争斗,新思想在全国的影响是很大的,并使中国知识阶级起了一大分化。由它的工作看来完全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奋斗的党了。
 
  2.精神方面:
 
  (1)思想理论方面。党在初期形成时其内部生活如何呢?状况如何呢?发生了一些什么现象呢?理论是否统一的呢?政治观点是否正确的呢?对主义的了解是不是深刻的呢?真正的革命党,如无革命的理论是不行的,故一个革命党不仅要有好的组织、好的政策,尤其要有革命的理论来把思想统一,然后才能领导革命到正确之路。但党的理论非从天上掉下来的,一短时期可以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世界各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但当应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上去才行的。要在自己的争斗中把列宁主义形成自己的理论武器,即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精神来定出适合客观情形的策略和组织才行。中国共产党思想的形成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样,是要经过很长期的奋斗才能形成的。列宁主义的形成就是由于同投机主义、改良主义争斗中得来的,开始与修正派(伯恩斯坦),以后与俄国经济派、少数派、第二国际的投机派、考斯基派做政治的争斗,故形成了列宁主义。所以党的开始成立时,其思想趋向是不会一致的。故中国共产党此时虽已发起组织了,而我说它的内部思想趋向统一,是不对的,也是不可能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开始形成时,其内部精神状况如何呢?内部思想和趋向是不是一致的,如合法马克思主义派、经济派,对于政治的争斗是离开了的,以为无产阶级的政党目前的责任,即在领导无产阶级改善生活,至于对于推翻俄皇的革命,则以为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应该由自由派去担负的,而与无产阶级无相关的,故他的口号是“给经济争斗的本身以政治性质”。换言之,即代表无产阶级的党可以向资本家请愿,改良工人生活和待遇,可以向政府提议劳动立法、工人保险等,而做些议会运动,口号好似很左,“工人只作工人本身事情”。其实是大错而特错的。同时他们这些投机改良的人们限制党的工作范围,他们说工人阶级的党只应作工人阶级本身的工作。因此,他们对于革命集中的政党组织也是很反对的。他们以为党与工会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党尤其是不应该由革命的职业家所组成,以为党内应该是一些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出来宣传煽动,出版报纸,以使工人很狭隘的作经济争斗,作局部争斗。而列宁主义者首先就反对经济派主张的观点,以为他们是英国劳动组合的政治观点,而不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换言之,即非俄国当时社会民主工党的观点。由以上看来党的革命理论是要经过长期间的各种争斗才能形成的。
 
  (2)党的内部精神状况。我党初形成时,内部有些什么倾向呢?团结一些什么分子呢?我们知道党开始形成时,分子当然不完全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同质的先进分子,纯粹的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政党能够成为同质的先进分子,非有长时期的争斗以训练不可。马克思、恩格斯在初期组织第一国际时候是否只能团结了一些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派和新社会主义派呢?从开始是团结了蒲鲁东派、巴枯宁派、无政府主义派。在德国开始形成社会民主党的,不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派,同时尚有勒塞列派的。故一政党在开始时不会就团结了一些同质的先进分子。其他如法国社会党开始是五派组成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一八九八年形成时亦非马克思一派所组成的,而有合法的马克思派(经济派)之存在,后来经济派以及少数派都渐渐走到反革命,走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这样看来政治的形成,即须要做政治争斗的,而在开始时须找政治的同盟者。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组织第一国际时,无政府主义派即为同盟军,而德国之勒塞列派、俄国之经济派都为真正马克思派的同盟者,不过都是暂时的罢了。
 
  中国共产党刚成立的时候,谁是他们的同盟者呢?有两派人是他的“暂时的”同盟者。
 
  第一,无政府主义派。当时无政府主义者与我们同盟的如何呢?我党开始形成时,去那里找许多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呢?真正能够站在无产阶级利益上的人呢?且在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以前,无政府主义派在中国已有相当的宣传(在广东及各地都有组织且发行了许多小册子),并且在知识阶级中已有相当的影响了。当时曾有一部分激进分子相信了无政府主义。因此我们开始工作时,在上海、广东、北京均有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我们开始工作时,在上海、广东、、北京不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是不行的,故在上海仲甫同志发起组织党时,连沈仲九(沈玄庐、李汉俊等的朋友与“五四”运动颇有关系)也拉进来,并且在当初有相当的作用和益处。马克思主义者在上海仍占多数;在北京开始组织党部时有五个人是无政府主义者,如黄凌霜等五人,而我们的同志则有李守常、罗章龙、张国焘三人;在广东的党部又为无政府人占多数,尤其是青年团大部分为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想把共产党无政府主义化,并在共产党的机关组织他们的党团;在北京他们霸占宣传机关,叫守常做庶务,国焘去跑路。故在北京、广东组织上往往发生冲突,开会时他们总是暗自先开个会讨论问题,不是从共产主义ABC起,而是从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讨论起,阶级争斗对不对,集权制对不对?无产阶级专政应不应该?故党内此时即无一致的思想,且简直闹得不成样子。在上海无政府主义者的势力较弱,在吾党成立不久,沈仲九即以主义根本不同,不能合作,而不争斗的消极退出去了。在广东、北京每一次开会均有争论,并且有时甚至动武,组织上表现得十分冲突。但在北京我们同志既占少数,所以守常很为踌躇,而国焘则主张与之决裂,后来结果把他们赶出去了。广东S.Y.有二三百人,但完全在无政府党人的手中,故我们将他们解散了,而从此由我们组织S.Y.。广东无政府主义的首领区声白,比较是进步一点,在理论上后来对我们让步,承认阶级争斗,而始终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故结果亦退出了。此种争斗经过了相当的期间,在形式上是决裂了,其实一直到现在仍然还是争斗的,尤其是在湖南和广东的理发工会,都是受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的(无政府主义输入城市的结果)。不过现在他无统一的组织和宣传物了(工人中组织很小的一部分斗争)。无政府主义党对我们直到现在还是仇视的。并且有无数个无政府主义者,成为我们的同志了,或者拋弃无政府主义了。至于他们的首领如区声白让步了,黄凌霜(现在美国)到俄国给仲甫信,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了。由这点看来,开始时是与他们合作了。这一短时期的合作有什么意义呢?这意义实在是很大的,无政府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但是急进分子是容易相信的,所以我们与之合作,并经过一时期的辩论后,他们这些先进分子都被马克思主义化了,而成为我们的同志了。
 
  第二,李汉俊和戴季陶主义。当初才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我们以为他们是马克思主义派,但是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派,而是中国的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派,中国的经济派、少数派。我们对于他们的争斗虽然没有很长的时间,他们的理论虽然没有怎样的有系统,但实际上是合法马克思主义派、经济派的背景。戴季陶宣传马克思主义,在他办《星期评论》时,其研究宣传的题目如何呢?他一面介绍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一面也读过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可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真正的了解,对阶级争斗与无产阶级专政,终是学生的态度与怀疑的。我曾记得有一篇论文,最后的言论对无产阶级专政是怀疑的。他们以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旧礼教、旧制度、旧思想,作为攻击旧文化和提倡新文化的工具,是有相当意义的。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争斗的观点是怀疑的。李汉俊对于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的程度似乎高一些,他的著作多些。戴季陶对于经济学的了解是不很好的,多少是跟中山跑的,有许多是资产阶级思想观点。在党初形成时期中,李、戴有些什么不同的意见呢?党内大的倾向的不同,不是开始就有很大的倾向,而是由小的不清楚、不明显的渐渐的扩大了的。李汉俊在党内第一注意是宣传,尤其是学生中的宣传,当初我们认为也是错的。“五四”后学生起来革命化了,是需要新思想的,戴季陶、陈仲甫都是很重视的,但后来就不同了,李汉俊渐渐开始主张专门办学校,看书籍了,起初虽亦有相当的理,但他这种“专门”是错的倾向,他主张我党团结、组织先进分子(当然是知识阶级)是应该的,但当成“专门”就错了。他所以接着反对做劳动运动,而渐渐形成政治上的逻辑了。他认为我们应办学校,看书籍,宣传学生,而不应作组织工作。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人倶乐部在汉俊看来都是多事了。他认为我们应当先组织学生,其次在政治上取得势力,然后组织工人就很容易了,所以我们归纳他的政治主张则有以下几点:第一,专门宣传学生;第二,反对作劳动运动;第三,认为学生是党的基本势力;第四,反对政治运动和宣传;第五,反对有政治机关报;第六,反对中央集权制;第七,怕工人入党;第八,反对加入国民党,第九,反对领薪水。
 
  兹再解释之,因为他们政治观点错了,所以他主张先组织学生,反对团体的组织,他以我们的势力很小,是不应该就作政治宣传的,这些政治工作让其他党去作好了。汉俊、望道都反对党的宣传和传单,他们是对于这种工作很害怕的,不高兴的,而且认为能够损害他们地位的。所以他们说我党势力小,如被捕就完了。并且他们以为宣传政治是很可笑的,因此他们只注意本身。他们对政治机关报是很漠视的,而他们对组织根本反对集权,他们以为我们第一,只作些文章去宣传学生,何必要中央集权呢?第二,他们是由旧观点出发,以为中央集权可流于个人专制,可以使一、二野心家利用作恶的。因此他们对列宁在俄国的行动也是很怀疑的。其实他们似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他们有天然无政府的倾向,且在主要观点上亦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存统过去赞成汉俊,就是根据他天然无政府主义和主要观点上的无政府主义。汉俊第三反对铁的纪律,以为这就是专政。在第二次党的大会时,这些意见大部分是汉俊的,望道、存统只造成一部分。这.是一九二二年七月第二次大会时,汉俊写一意见书,说明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并说:我并非根本反对劳动运动,而是因种种缓急而主张先作学生运动。他反对加入国民党,是以为我们这样幼稚的组织而与别党合作完全是空话。对党的组织,他主张采用苏维埃联邦宪法为原则,合乎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因中国经济不发达,交通不便利,故中国共产党无集权制的必要,且目前亦无集中组织之必要。例如,中国过去都是专制的,如中国共产党新中央集权制必流于覆辙。即要设中央也不要三、五委员,只有一人坐中央。各地方政策不宜相同而应由各地方自己去决定,中央大会是不能定的,反对有一致。这意见书到后(他自己并没有来,这一本意见书是托振法同志从河南带至大会),仲甫同志当时曾致电叫他,但他始终没有到会。由此可见,他已形成一致的思想了。他对党的限制,对一般的观点都错了,自成为汉俊主义了。他的主张是有他的背景的。而戴季陶在党内没有很长的时期(加入党不久就退出了),他退出的理由,是因为对不起中山(他以为对中山的关系太深),从道德、心理都过不去,所以他不是因为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为避免国民党攻击起见,只站在党外帮忙来合作,他在党内至第二次大会时已不来了。好象有许多事实不可说。其实他在未入党以前已有合法马克思主义的表现了,而且退出的原因,是因为同孙中山的关系太深,同时他平时的主张又是反对阶级争斗的,而主张阶级合作的。他的具体主张是反对阶级争斗的,是根据民主主义来的,他以为如果搞阶级争斗是妨碍国民革命的,是会把国民革命阵线冲破的,因此他们反对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以为两党信仰既不相同(中国共产党信仰阶级争斗,而国民党则信仰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如信仰共产主义对国民革命是有妨害的,如信仰民主主义则为中国共产党的叛徒。但这不过是表面上的,而在实际上是完全想把劳动运动变成资产阶级民族运动之工具,使中国劳动运动隶属于资产阶级,这就是戴季陶主义真正的最后的精神。简单地说我们是要把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变为劳动运动的一种工具,也就是无产阶级要利用民族革命以达到阶级解放的一种工具的。这两种精神的背景如何呢?这完全是代表两个阶级的对抗。我们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所以我们对戴季陶主义是斗争的。斗争不仅在中国如此,在俄国当时亦如此,在欧洲各国亦都如此。在革命潮流高潮时,在工人阶级势力膨大时,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看见资产阶级统治发生危险,于是在主观上或假意相信马克思主义,而在客观上完全代表资产阶级利益。何以把戴季陶列在一起呢?因为他怕工人(都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加入我们团体的代表),在客观上都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了,戴季陶自觉地站在资产阶级方面,而李汉俊不主张我党作政治运动而将政治工作责任给国民党,给予资产阶级的党去了。近来戴季陶主义很明显的反对C.P.的存在,外面的宣传则说:我主张C.P.脱离国民党,是于共产党独立。其实他以为在中国急需要的就是国民革命,而三民主义适合各阶级的,故现在中国无须乎有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有妨害的,所以他主张是要把工农运动抓在国民党手中,从根本上用中国共产党。xx独立派,想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三民主义化,这种野心是何等大的啊!这并不是偶然的,他是自觉的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啊!他已是我们无产阶级的叛徒了。他是与我们对垒争斗的,一直到现在我们也是继续的与他争斗。另外李汉俊的主张也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的,他反对吃革命饭、领薪水(根本不了解职业革命家的意义,以为每个党员应另有职业)。他现在已开始反对了,俨然与人家共同组织新社会民主党,自以为是一半采法第二国际,一半是釆法第三国际,而实际上他的主张反对苏俄联络日本,并办大学校以专门吸收我们党开除的同志,所以他现在完全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敌人了。由不自觉的反动而趋于自觉的反动了。这些思想虽然在吾党的历史上是很短的,但对我党有很大关系,例如现在戴季陶主义在中国政治上已发生影响了,他们在我们党内存在的时间很短,他们的势力又小,我们对他们又没有很长的很激烈的争斗,也是因为这个倾向在党内没有大发现,所以没有与他大争斗,故在党内亦没有公开出来。他们现在虽没有打入工人群众,但现在国民党中或国民党外部积极的鼓动小资产阶级并从事劳动运动以破坏我们的劳动运动。故我们与他们的争斗是很激烈了。我们与戴季陶合作这一短时期是有利益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宣传很快的,因为他们都有社会地位,现在我们与他们决裂了,互相争斗起来了,我们做民族运动,现在领导地位,而将来无产阶级革命的萌芽发展越厉害,他们也愈害怕,故渐渐形成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而反对我们,并在组织上破坏我们。由争斗又看出我们是对的,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总.之,他们限制党的工作,使党成经济派、改良派,限制党的工作给予国民党去作.,也就是告诉我们在中国共产党发展的短期中,虽有资产阶级急进代表加入,利用工人运动以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现在党已制胜他们了,他们已退出去了,与我们公开的争斗起来了。我们是应该继续同他们争斗的。中国、俄国经济主义者和俄国无产阶级叛徒与中国无产阶级叛徒是一样的,俄国经济派的口号是“走入工人群众中去,而不作政治工作”;李汉俊的口号是“走入学生中去,不作政治工作”,这些都是很笑话的。经济派口号出来时,列宁曾说,无产阶级政党不仅要走入工人阶级群众中去,而应走入社会各阶级中去,以利用他们的力量。故中国共产党不仅作职工运动,而且要作团结各阶级的民众工作,不仅领导工人阶级,还应领导各阶级的民众。只有如此才能证明我党制胜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得到完全的成功。
 
  (五)党的第二次大会到第三次大会
 
  第二次大会在一九二二年七月,第三次大会在一九二三年。在这年中,中国工人运动的潮流兴起来了,广东、湖南、湖北及北方铁路工人运动均勃兴,广东、湖南各地都得到很大的胜利,只有上海的罢工是失败的,但也不能影响于全国。这些职工运动因“二七”的失败,各地均向工人阶级进攻,以致渐渐消沉下去了,我们现在分以下几个方面来说:第一,职工运动;第二,党的政治生活;第三,党的内部生活。
 
  1. 职工运动。这时北方京汉路工人的组织发展起来了,同时唐山已早有工人罢工的发生,在长辛店已有张国焘等设立的工人补习学校,把我们的工人刊物《劳动音》普遍起来了,并举行了“五一”节,北京也举行了纪念日,都有很广大的群众参加,就引起了北京政府注意,被捕了许多工人,但不是我们的同志。这是“五四”运动以后渐渐起来的,不过在香港罢工胜利以后跟着扩大的。此时湖南组织了工团联合会,发生了人力车夫及纱厂大罢工;在安源三万多人的大罢工,结果得了胜利;在水口山也组织了很有力量的俱乐部;在湖北工人运动跟着扩大为人力车夫和汉阳铁厂的大罢工。它影响全国都组织起来了,湖北工团联合会并设立了“劳动书记部”,也设立了支部,于是引起了中部的工人运动。而在广东的影响下香港的罢工,他们也组织了一百多个工会,在“五一”节组织了大示威运动,参加者有八万。在我们指导之下,这时广东有两个指导机关:一个是总工会;一个是广东工团联合会。而在上海有一纱厂大罢工,也在我们指导下,也组织了一个工会,不久失败了。这时党的计划要把沪宁铁路组织起来做为上海工人运动之中心,结果也没有成功。
 
  劳动立法运动,这时工人阶级发生了立法运动,我党有下列几个原因也来做立法运动。
 
  第一,引导劳动运动到政治争斗上来;
 
  第二,直系欺骗工人,我们于中揭破其面具;
 
  第三,职工运动的本身,职工会是不能永久存于秘密的状况下,而事实上劳动运动这时已起来了,但政府常用法律来压制,所以为本身计,提出劳动立法;
 
  第四,对付工贼,自职工运动发生,即有工贼发生,如交通系收买工贼,散布谣言,说共产党是使工人流血的,是利用工人残害工人,工人要同交通系合作,利益要大,这影响工人很大,为对付交通系工贼计,可以主张劳动立法;
 
  第五,这时有投机政客(胡鄂公等)借立法运动来欺骗工人,所以我党应先发起这运动。自立法运动的提出后,全国工会互相赞同,虽未成功,但影响甚大。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所提出十七条,使工人有深刻的印象,第二次劳动立法运动,就是共产党第一次引导工人阶级走向争自由的路上来,因此这时就决定在一九二三年“五一”节在汉口成立全国劳动总工会,后因“二七”失败未实现。这时职工运动的政策:第一是极力在北方组织工会;第二是引导劳动运动由经济争斗到政治争斗。这时期党的政治生活如何呢?
 
  2. 党的政治生活
 
  (1)各国政治状况:吴佩孚打倒日本的工具段祺瑞之后,新的军阀崛起的时候,在南方陈炯明作英帝国主义的工具,及全国民众反帝国主义运动完全被消灭,这时国际情况为华盛顿会议后,日美冲突最厉害的时候,结果日本失败美国胜利了。
 
  (2)这时党的生活状况:在第一次大会(一九二一年)我们党没有决定什么政策,曾讨论过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但无具体的决议。当时的意见分赞成与反对两派,赞成派的理由很简单,没有说明政治理由,而只主张合作。反对派的理由以为国民党已经消灭了,没有什么作用了,所以主张自己统一势力。这是从国民党本身来反对,而没有从政治上去了解和分析,所以第一次大会时对此问题没有决议,只有宣传和党纲的规定。这证明,只能说是宣传机关,而说不上政党,因为对政治问题没有政策的决议。到第二次大会时党已有政策,开始作政治的宣传,从前完全是鼓吹主义,这时是政治的主张了。
 
  (3)党的第二次大会,在一九二二年七月开的,这时我党才开始分析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结论是:
 
  第一,辛亥革命未完成。我党分析的理由是:
 
  ①帝国主义帮助反革命来压迫革命。
 
  ②政权落于封建军阀手冲,因此得出的结论是要继续的革命,所以提出的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所以当时共产党即发表时局之主张,第一分析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后的势力;第二分析北洋军阀之产生及其存在(是帝国主义帮助的);第三分析辛亥革命失败之原因,是帝国主义帮助。因此,这次大会提出的口号是继续辛亥革命,联合各阶级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这次大会还讨论联邦制问题,因为这时一派主张武力统一,又有一派主张联省自治,还有一般大学教授主张立法(美国式的),孙中山主张护法。所以此次大会对于这几派的主张都加以分析,并且在宣言中指出其来源及谬点:武力统一是军阀专政,这对帝国主义与军阀都有利益的;联省自治是小军阀瓜分中国,使帝国主义在中国有固定的地盘和势力。胡适等主张立宪来解决中国一切问题,这完全不了解中国病源是由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如说能用宪法解决中国问题,是不是帝国主义和军阀欺骗人民的口号呢?我们说宪法是革命的结果,没有革命决不能产生真正民意宪法。其次,反对孙中山护法的错误,我们说明现在是革命没有成功的问题,根本不是护法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怎样继续革命的问题,而不是讲法律的问题。所以我们主张联合全体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这宣言是党第一次走上政治舞台的政治主张,贡献于全国人民之前。怎样实现我们的政治主张呢?所以党决定在北京办一《远东日报》(一九二二年八月决定),专是宣传国民革命,而国际代表马林反对,理由如下:第一,本党能力不足;第二,恐不久被封闭;第三,以为当时党不应该办这样大的机关报,只应办一周刊等。因此一九二二年九月我党机关报为《向导》,发行这报的纲领完全是根据第二次大会的政治宣言,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实行民主革命。本报的影响及本报未出世以前的思想:
 
  ①封建的政治思想绝对不知道中国的政治乱源如何。复古尊孔,提倡道德,反对民主制,代表此思想的中坚人物为军阀。
 
  ②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思想代表人物为交通系、研究系,他们否认中国受帝国主义的压迫,认为国民革命弄糟了,以为中国主要问题是提高文化。
 
  ③买办阶级大商人的思想,一方面崇拜帝国主义和军阀,一方面反对国民党而无独立的主张,且禁止谈政治口号,如在商言商,即国民党党员亦变为军阀的走狗,或消极完全不谈政治了。一部分党员(张浦宗、张继),反对驻防军,以为中国之乱由于军阀,但认不清军阀是整个统治阶级,而仅仅反对的是那个人的问题。这就是当时的政治的最高主张。对帝国主义完全认不清,尤其认不清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关系,且否认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关系。自我党政治报出版后,很引起一般人的注意,当时称我们的主张是海外奇谈的研究系,对我们的言论,谓宣传共产主义是可以的,至于主张与俄联盟、反对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的,在第四期,帝国主义者完全将《向导》翻译在《字林西报》登载,四期以后,工部局即严禁出售。
 
  ④普通一般知识分子的思想。《向导》周报在最初出三千份报,而增至四千份,思想界起了大的变化,并对国民党丧失希望,《向导》在上海、长沙、北京都有出版。
 
  ⑤对于工人阶级的影响。以前工人运动的口号是打倒资本家,但工人能看报的说不上政治,他理解不了整个观念,而且还受军阀的影响,还没有共产党的政治观念,此报发出后,才把同志们的地方观念打破,非党观念改变过来,所以《向导》是统一我党的思想工具。总起来在第二次大会后党始有政治的策略,并且实际上做了许多成绩,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在思想界上亦有很大的影响。在党的本身说,不仅统一了思想,而且作了组织的工具。
 
  第二,民权运动大同盟,是在“二七”以前发起的,两湖、上海、广东均有此组织,这时在政治上即有政治的主张,但怎样进行,在第二次大会还没有决定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原因是:
 
  ①本党只有抽象的理论;
 
  ②国民党未变换态度及孙中山态度不定;
 
  ③这时的政治情形,如吴佩孚胜利时,在广东虽然孙、陈得广东,但陈马上反孙,另方面英、美帝国主义的势力在中国正是兴盛起来的时候,孙中山这时主张四派势力联合,第一西南派,第二奉系张作霖,第三安福系段祺瑞,第四直系吴佩孚,这是孙中山的主张,同时他对外主张联德,代表是朱和中,到美国代表是马素,到日本是廖仲恺。这时我们看得出他有两个幻想,第一是希望军阀和平;第二是幻想帝国主义帮助。这时对我们敬而远之。这时我们当然不能与国民党发生具体关系。既然如此,我们用什么方法实行我们的主张及政策,因为我们的政策不是宣传的口号,而是要组织民众,所以党决定组织民权运动大同盟,这时党内曾有讨论,如国民党不与我们合作的问题,C.P.不能公开的问题。因此这时我们决定组织第三党,但在当时不能正式组织党,最初只能组织普通团体,所以我们开始在北京组织了,参加者非常踊跃。但在北京的知识阶级的政治观点很弱,如他们赞成精神很好,对实际上去做觉得害怕,并且不承认打倒帝国主义,结果后来北京教职员也参加了,甚至议员也参加。
 
  第三,一九二二年九月西湖会议。会议讨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
 
  ①在此次会议以前曾讨论过此问题,一九二二年C.P.第二次全国大会时,国际代表主张马上加入国民党,而有一部分不赞成加入,有一部分在理论上赞成,但关于具体方法,会议的结果要中央解决之,所以我们决定用C.P.中央执行委员会写信致国民党,请求联席会议,但中国政治问题而实际上做不到,因为孙中山不承认有C.P.的党,故因此未作。
 
  ②C.P.第二次大会议决了政治的纲领,内容是对于时局的宣言,号召各阶级与国民党合作,这是党未开西湖会议以前.的两件事,这时候党员和团员对加入国民党非常不满意,但在另一方面又看不清革命的道路,这些人反对加入国民党的理由是:第一在主义上与三民主义不合潮流;第二组织的方法不能适合新的要求;第三革命方法倾向于军事运动,所以不赞成加入国民党。
 
  ③西湖会议的经过,结果一方面两党联合,另一方面设法个人加入国民党,经过数月后才加入(和森、秀松)此后我们才与国民党发生具体关系,但影响很少。但这时客观的要求不仅如此,我们的政治生活也不仅如此,简单举个例子来说,全国劳动群众和学生运动非常发达,因此这种的影响很大,反映到北洋军阀内起分裂,吴佩孚反段、反日本,这是“五四”运动的影响,军阀的分化第一次不能不说吴是左派军阀,这事我党是什么态度呢?C.P.对于任何事变必须参加,决不应中立,放过机会,究竟在这时我们对吴态度是怎样呢?反对吴必须赞成国民党与段及张联合攻吴,其次就是作国民党与吴佩孚联合的政策,我们怎样决定政策呢?首先看国际的情势,其次看国内的形势,在国际方面是华盛顿会议,英美竭力要吴统治中国,但关系未固定,而日本与段、张关系比较巩固,同时吴佩孚对群众和国民党态度都比较张作霖好,所以我们赞成国民党与吴联合,如我们赞成国民党与段、张联合就是右倾危险很大,结果使国民党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所以这时竭力破坏国民党与段、张联合,赞成国民党与吴联合。还有一点,孙是揭破吴佩孚的黑幕,如他真能赞成中山,于国民的利益是很大的,这种事实虽未做到,但有三大作用:一使吴与英美帝国主义关系暂时不能密切;二使国民党与张关系破裂;三可以揭破吴佩孚的种种面具。
 
  此时借吴佩孚的势力打倒交通系在京汉铁路的势力,所以此种政策在政治上收相当结果,在劳动运动中打倒交通系在工人中的势力。在另一方面对南方陈炯明的政策,自“五四”运动后,陈不但赞成民主革命,并且日益赞成社会革命,学列宁,因此我们曾与他在短期间发生了关系,但到他反对时,即与他脱离关系,而且坚决的反对,当那对与陈联合时曾办了《闽星》、《群报》,这是对于党有利益的。再其次就是联省自治的政策,原因是,第一是小军阀对付大军阀,第二是帝国主义利用中国之分裂,第三各省政客绅士想搀地方政权。自吴打倒北洋军阀段祺瑞,有武力统一的趋势,所以小军阀号召联省以抗吴武力统一的口号,这是社会的影响因民众厌恶战争,希望和平,所以这时复辟的思想复兴起来,这不是偶然的,乃在历史上都是如此,所以表现出复辟思想,这是建筑在社会的背景上(落后的农民)。吴之武力统一是这个传统思想,是建筑在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上(纺纱业),所以武力统一的口号得长江流域大资产阶级的同情,尤其是庐山会议、制宪会议,上海资产阶级特别起来响应吴佩孚,赞成武力统一,尤其是赞成反对日本,所以小军阀不得不在政治上找一个口号,但如果中国分裂究竟对帝国主义有什么利益呢?第一不能使中国工业发展,第二可以加强他们对中国的财富的统治,帝国主义可以均衡在英国的势力下瓜分中国,使中国民族不能形成一个整个的民族以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那么联省自治就应做了,但这口号怎样号召呢?原因是第一,一乡一村农民可以自治;第二,知识阶级的投机,产生政客,因此我中央重新提出口号,各省小军阀的主张自治,这联省自治影响一般知识阶级是很大,这是辛亥革命后及“五四”运动以前的中国政治思想,到“五四”运动已由马克思和列宁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开始打破此种思想,中山自上次失败后发表宣言反对英国,所以日本主张亚细亚与条顿民族同盟,反对昂格鲁萨克逊(英、美),这且是战前的思想,这恰与世界的形势相同。自大战发生后,即发生中国参战问题,所以就主张参加协约国(这是段祺瑞的主张),但国民党主张参加同盟国,战后主张中、德、日、俄联盟,所以发生实业借款。
 
  3. 党的内部生活。党内的生活都有什么问题呢?第一是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第二是小资产阶级的理论与态度问题;第三是小组织的问题;第四是广东的党部问题。
 
  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在第一次大会仅汉俊到会,和森、独秀未到会。因他有许多的错误,及我们对他有许多的批评。这时他对国焘同志有很多不满意,同时对独秀也不满意。因编《向导》周报和组织问题说独秀是专制,这就是因为汉俊、望道他们的意见与独秀的意见根本不同,按党的影响来说,他们是争领袖,结果大会选举第一届委员为独秀、国焘、李达,因此汉俊非常消极而回家去当教员,所以第二次大会召集汉俊他未到,只写一封意见书,内容是反对集权制、铁的纪律及作劳动运动和领薪水等。玄庐比汉俊煽动能力高,而他与戴季陶关系很深,但他与汉俊的消极是一样的,因为在党内也是没有占着地位,所以也不满意独秀。他的生活非常奢侈,后来他到浙江作议员。最初他作过农民运动,而到做议员时,他就联合了一派议员,所以渐渐变成了浙江省宪派,因此他影响一般的群众,所以在政治上的势力日高,渐渐就表示脱离党,不久就请求退出党,理由如下:第一说党内有拆白党;第二说党不注意农民问题,同时反对青年团改组,反对集中制,因此他另组织青年团,势力比我们要大,并且他另出一种刊物,到第三次大会派人请他,结果他不到,而后来中山派蒋介石要到俄,这时他同蒋介石一起来俄到莫斯科,以后才稍稍变更,承认不出党。国民党改组时,我党派他作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候补委员及浙江省党部的预备员。后来中央减少他的预算案及与同志及生活问题而又引起他对中央不满意。到第四次大会时他发表意见:第一主张国民党独立,不应由共产党去指导,尤其反对党、团在国民党中的组织;第二,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第三共产党的组织在各地不要太发展了。他为什么主张国民党独立呢?这就是社会的背景使他只主张作民族革命,否认无产阶级是领导革命的力量,同时又反对阶级斗争,完全是受戴季陶的影响,所以在第四次大会后又渐渐消极下去,而到了第二次国民党扩大会议时,一九二五年五月戴季陶提出最高的原则,他说国民党唯一原则就是三民主义,就是要使共产党退出国民党,这时玄庐就取反叛党的态度特别明显,所以党决定开除玄庐。望道同志在主张上与汉俊、玄庐等全相同,因个性阴沉,反对集中制和批评,怀疑工人加入共产党,反对大罢工,主张党应秘密不应如此公开,同时在第二次大会时,旅莫同志回国,以为上海太消沉,多数主张积极活动,但望道非常消极,这时中央显然分两派,所以在第二次大会发生竞选问题,结果这次委员为独秀、国焘、君宇、和森、中夏等同志,因此望道对中央更加不满。在西湖会议时,马林不满意新委员完全系新分子,主张扩大加李汉俊、李大钊为委员。望道一直消极下去。汉俊、玄庐、望道等退出党,对党的影响如何呢?大部分同志认为汉俊等退出党是独秀同志专横,使汉俊等消极,直到第四次大会都对汉俊表示同情,到现在才明了。又有党内同志反对国焘同志批评的态度太严重,第一次大会时国焘批评汉俊等太严格,后来国焘同志由莫回国到上海、北京、,广州等处严重批评,而引起全国同志不满意,国焘与佛海、平山、中夏、公博发生很大的冲突,这都是站在个人的观点上和小资产阶级的心理上去攻击同志。另一方面国焘太左,这个问题在第二次大会未解决,因国焘被选举为中央委员,所以又发生下面的问题,第二次大会后所发生的小组织问题。因为这两派的见解和行动都有分别,所以第二次大会活动分子被选,自然的党内分了派别的观念,反对“劳动组合书记部”与中央组织发生关系的问题,后来劳动组合书记部开会讨论怎样实行第二次大会决议,只有活动分子全到,这时太雷发觉后即报告中央,因此独秀辞职。不久仲甫同志被捕。以后我党又开西湖会议,此次会议讨论问题是:(1)小组织问题;(2)对国民党的态度。
 
  在西湖会议上解释小组织是偶然在表面上表现,完全没有别的倾向,但这是错的,理由如下:第一,为什么中央执行委员会不在大会主对付消极分子;不按照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去实行改组上海支部。以后我们再看会议的决议。
 
  (1)因党最初组织理论和训练的基础都很幼稚,小资产阶级的心理很浓厚;
 
  (2)因党中央都不满意国焘同志,所以借此夸大,以实行其攻击的野心;
 
  (3)把组合书记部当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变形,一切事情由组合书记部发命令找活动分子去工作,不用经党的通过;
 
  (4)国焘不善分配工作——因为有以上这些原因,一时很难消灭这些意见,影响还是存在;
 
  (5)广东党部问题及陈炯明政策问题:第一,反对陈炯明——广东同志很奇怪;第二,认不清对陈的关系,所以有偏袒陈炯明的倾向,一时不容易转变态度——《群报》。陈公博他不赞成陈炯明,虽然反对陈炯明,但实际上帮助了陈炯明,因此中央去信严格责备公博、平山等,这时与陈有关系的等等同志并调回上海,公博反责独秀,不久独秀来俄后,公博等又在广州办《珠江评论》,主张联省自治,胡适之在北京主张作联省自治,独秀在上海反对联省自治,并说中国地大,交通又不便,主张联省自治是不对的,我们不反对割据,而怕的为割而不据,他又主张作劳动运动,因此中央看见广东党部已变为陈的工具了,所以派人去调査,所得的结果:第一,《珠江评论》是陈炯明出钱办的;第二,陈炯明办劳动局要公博当局长;第三,反对中央对陈炯明的政策,并拟离党而组织广东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根据这报告即将陈公博、谭植棠开除,马林亦赞成,并在《向导》上公开反对《珠江评论》。但广东团体仍非常混杂,直到陈炯明失败,始知道中央意见是对的,其原因是由广东同志相信公博太深,其次相信陈炯明反对中山是对的,再其次不相信国焘,以为中央此举为国焘所为。此时广东情形非常不好,他们以为应开除国焘,后来公博去英国,植棠被开除。以至“二七”后中央移广东,广东同志始觉悟他们之错误。以上四个问题,只有一个是态度问题,其余三个问题是根本的政治问题,这种倾向在幼稚的党是影响很大的,同时他们在党中的地位很高,所以不得不与这种倾向奋斗,这种奋斗故是对的,这并不是什么小的问题,而是根本的政治问题。国焘问题在表面上是态度问题,实际上是党的纪律问题,不明白党员与党员的关系和上级机关与下级机关的关系,根本是反对纪律和集中制,至第四次大会始明了。
 
  小组织问题,发生于第二次大会以后,动机是好的,但方法是错误的。应当不是另外组织活动分子,而要以中央执行会去推进全党进行,如这问题不解决必定发生派别,所以小组织的组织是不对的。因为在党中有两个方法,一是以活动的分子去推动消极的,一是将不革命的分子开除,这动机是对的,但方法是错的。此外,广东党部问题,起初他们是不自觉的,后来完全是自觉的作陈炯明的工具。中央解决这问题,广东党部同志不明了,因这问题完全是根本政策问题,故宁肯失掉广东党部,也必须严格向广东党部的叛逆行为争斗,而这时马林主张恢复陈公博的党籍,这是马林的错误。另外,在此时因上面种种原因,多数党员对党是消极的,但这种现象是必然的,因为社会的背景不同,所以反映到党中的政策不一致,发展到党中时,党中央就形成政策的不同,党的组织于是形成消极与积极,而影响到行动上来,但到现在我们的党能成为一个行动的党,真正的党,这就是由于不断的争斗而形成及得来的。
 
  (六)“二七”运动与党的第三次大会
 
  1.“二七”事变在党内的影响。在第二次大会与第三次大会之间,是中国工人运动新兴时期,这时期各地工人都起来组织工会,并影响到知识分子之分化,仅左派来做工人运动,并促成一部分军阀的左倾,高唱优待劳工。总之,在“二七”以前的工人运动是在勃兴时期,我党同志当时都抱乐观态度,以为可以不经过国民革命而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马上成功。在这时期所有运动十分之八、九是胜利的,虽然有小部分的失败,但不能影响到全国。但“二七”失败却不同了,马上在工人阶级中引起失望,特别是京汉路的工人,因此影响到党内思想发生变化,发生悲观,对劳动运动怀疑,这是坏的思想。但还有好的,就是“二七”失败后得到教训,工人阶级独立斗争是不能得到胜利的,而还要有各阶级的援助,且军阀利用民众开会反对京汉路罢工,因此工人阶级应联合各阶级引导群众做自由的解放运动。但坏的影响甚大,如京汉路工人罢工策略问题上(要上工)而善后方法是很困难的。当时有些分子主张马上联合一切反英的势力以打倒吴佩孚(到上海公开登报反吴),这是中央的政策:第一,保存各地工人阶级的势力;第二,在京汉路迅速进行秘密的组织;第三,在政治上极力进行反直系大运动。这些不是一时可以成功的,因此一部分同志(周无为,张子采,郭平伯,郭寄生,陈天甘)发生自由行动,不服从党的命令,自动到奉天国民党等处求援,因他们渐渐不信党而变为反动派了,自此党内的困难问题亦来了,因为受了此次精神上的打击。
 
  2. 党的第三次大会的内容和倾向。“二七”失败后三个月到一九二三年五月开第三次全国大会。这次争论的问题,如加入国民党问题,此问题在西湖会议上已决定全体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国民党(守常亦在),在理论上还未确定,所以在这次大会上争论的还是这个问题。在“二七”失败后,工人要领导各阶级作民族革命的争斗,这点中委同意,但在理论上的解释就发生分歧,马林最初则反对加入,后来受越飞的影响就倾向国民党了(他自己急躁,对党悲观失望,以为党很小,还是俱乐部,仅仅数百人,有时还发生纠纷)。这时马林提出“一切工作到国民党去”的口号,甚至不要共产党的右倾主张,仲甫是赞成的,后来第三国际训令来了,对于中国政治分析,以为中国目前是国民革命,领导责任是共产党担负,共产党应加入国民党,但要保住自己的独立的组织,这个训令是对的,当时中央对此是无问题的,不过怎样实行这个训令却有不同意见。马林认为我们职工运动都能到国民党工人部去做,而仲甫在大会报告,观点亦非常之右,说:中国无产阶级在数量上质量上都非常少,至于党的发展只有五百余人,工作只能作经济争斗,而不能做政治争斗,并且共产党目前不能在工人中公开宣传共产主义,而在小资产阶级中更甚,至于党更不能公开,故我们要做工人运动只有加入国民党,集中势力于国民党。当时讨论的问题为:
 
  (1)联合战线问题:马林、仲甫、秋白、太雷认为中国目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故应与资产阶级联合,国焘、和森、仁静以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因阶级性使然,所以我们只应与小资产阶级联合,即是与国民党联合,因为他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
 
  (2)党的地位与独立工作(亦分为二派):
 
  第一,马林、仲甫、秋白、太雷以为目前应加入国民党作国民革命,故当完全作国民党的工作,将来国民革命成功,这时党的独立是不成问题的了,因为那时共产党自然会出现了。
 
  第二,国焘、和森、仁静以为加入国民党后应保存党的独立性。
 
  (3)是否保持产业工人(亦分两派):
 
  第一,主张不保留产业工人,因为保留就是减少国民革命势力;
 
  第二,以为产业工人是共产党的基础,应留,而不应加入国民党内去。
 
  由以上看来根本的意见不同,具体的方法亦不同,一派右倾,一派左倾,结果组织一委员会把前面问题修正,对于后一问题又开一大会,始通过不保留产业工人而加入国民党,我们现在的估量以前是右倾的结果。
 
  ①把工人的势力看轻,在马克思主义尚未深入工人群众脑中以前时,工人群众中的小资产阶级心理与色彩是不免的,但不应抹杀工人阶级的势力;
 
  ②把资产阶级看作领导者,并未看清小资产阶级的势力;
 
  ③共产党没有不要紧,只要国民党工作好时自然可以产生共产党。以上三点如果发展起来有成为少数派的危险。但他们也有好的地方,即是能接近各界群众,而他们也是很积极的,仲甫曾说:不要怕共产党有消灭的危险,我们去参加国民党的工作,假使是有危险也是历史的危险。但在左的方面是很消极的,其缺点亦有三:
 
  ①怕加入国民党而削弱自己的势力,因之不积极去参加国民党;
 
  ②等孙中山左倾然后再加入,而忘却支配国民党的责任;
 
  ③不能加入,去促进国民党改组,而站在被动的地位。左派的背景,只看孙中山是对象,而未看清全国国民党的群众,只看见反动势力右派。这背景是没有看清共产党是帝国主义侵入与侵略后的国民革命的领导者。总的背景是“二七”失败后党右倾,而看重国民党。在国际的背景是否是帝国主义向无产阶级进攻,因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均取守势,而认为这左派太过火,这就是三次大会的情形。
 
  3. 党的第三次大会关于加入国民党问题的讨论。前次曾说过关于加入国民党问题,在当时是极严重的。这时接到第三国际的训令r要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并指明这是目前重要的工作,但应保存自己独立的组织。在当时工人运动很发展,如南方海员罢工得胜利,可是京汉路罢工是失败了。这次失败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训,教训就是孤军奋斗。此时在政治上是曹吴及英帝国主义统洽之时,故政治的压迫很严重,因此第三次大会无论客观上与主观上都有加入国民党找得政治上的同盟者的条件。但当时党中曾发生一个问题,就是“二七”事件初失败,工人们心中都惑恐,欲用京汉路总工会名义在上海办报,公开反吴。我们知道这种复仇的感情是原始的,在策略上绝不应如此,因为我们的进攻是有策略与有步骤的。另一方面这种倾向在客观上,是要求中国共产党有一很正确的政策,即是对国民党之联合政策,因为国民党在中国革命史上是有地位的。此时加入国民党本来已根本不成问题,但如何这会上再发生争论呢?就是由于当时此问题的解释不同。在第三次大会所争论的主要点:第一,是否保留产业工人组织的问题;第二,国民党是否是中国集中的和唯一的政党。关于第一个问题讨论的结果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中去吸收我们的同志,此问题争论甚大,到大会中乃解决。至于第二个问题则在委员会中解决了。加入国民党问题已通过于大会了。今后的问题就是如何实行这个议决案的问題。第三次大会后,北方曹锟上台,随着临城事件发生,而帝国主义者就借此威吓曹锟与直系军阀,当时舆论为之一变。而在南方则孙中山重新得着政权(这是当时的政治情形)。这时国民党的政策是借临城案来反曹、吴,孙中山曾拍出一通电,但这若以革命观点来看,对于革命是不利的,因为主观上虽是反曹、吴,但在客观上间接帮助了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曾派代表欲与国民党联合宣传反对临城事件。可是孙中山不同意,故结果只得单独发表宣言。此时大资产阶级多是反对曹、吴的,大资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曾联合组织一《民治报》。当时我们的宣言召集国民会议,引起了外报的嘲笑,此时孙中山并未发出号召,以致这口号不能扩大,这不能不说是国民党的一大缺点。此时在政治上虽有鼓动的机会,一般民众都反对,但因国民党只注意广东军事运动,故革命的浪潮不久就消沉下去了。第三次大会后不久到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乃召集第一次代表会议,举行改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政策一方面是宣传国民大会,另外又主张国民党组织的改组。但在这个时候,正是反曹、吴的时候,可是国民党没有利用此机会出来活动,故不久反曹的空气就消沉下去了。如上海资产阶级的“民治委员会”,不久就瓦解下去。在第三次大会中,于工人运动之决议案多是保守,而实际上因“二七”失败,故不能不保守,但同时也有进攻的。
 
  4. 国民党之改组。一九二四年国民党实行改组,因此我们第三次大会对国民党所定的政策有实行的可能了,这证明第三次大会之政策是正确的。虽在当时有左倾的主张,这是不可免的。在七月之前主观上我们的党决定了此政策,而今客观上都已成功。再看国民党改组的意义,第一,国民党以前的态度是犹疑的,尤其是反对帝国主义,当第三次大会时,我们党中央移广东,公开发表宣言,国民党尚恐怖,简直不愿意我们的党公开发表政治主张,另方面广东离香港太近。但改组后就确定了正确的反帝国主义之纲领,这在中国革命历史上从来所未有的。自鸦片战争八十余年以来,也曾经过了许许多多次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但都没有正确的反帝国主义之政策。孙中山虽有三民主义,可是对帝国主义之态度尚有些暖昧,直到此时才有明确的政纲。一方面这是证明中国八十年的经验,另一方面又是证明是世界革命的产物,是苏联十月革命和西方工人运动及第三国际的影响。这次大会确定了革命的目标,即是中国革命的要求,劳动平民的解放,把中国从帝国主义和军阀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又在纲领上具体规定了工农之要求,确定了国民党之政治趋向,又规定了要与世界革命发生关系及联合苏俄,而以前国民党的口号,是中国人民自己解放自己。国民党之改组又是证明了我们第三次大会之成功。但此时我们党中就发生了不好的趋向,因为努力于国民党的工作,故对于我们党的工作与组织就忽略了,同时把共产党与国民党弄不清楚,这是由于党尚幼稚的结果。
 
  (七)党的第一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在一九二四年五月在上海召集党的第一次扩大执行委员会。这时的情形:第一,因国民党改组后已有五个月的努力,我们努力工作亦有五个月的经验;第二,政治的环境在南方,国民党在广东并没有好的成绩,而在北方仍是曹锟执政,同时工人运动尚是保守的,故这次扩大会的责任,就是审査过去的工作,重新决定以后的政策,开会时国际代表已到中国,这次会议的主要问题如下:
 
  1. 讨论我们在国民党的工作;
 
  2. 讨论工人运动新的责任;
 
  3. 讨论农民问题;
 
  4. 讨论党与团的关系。
 
  在第一个问题中包括了审査第三次大会的决议案。因为第三次大会中曾发生了争论,第三国际亦知道,同时第三国际在土耳其国民革命运动中得着了不少的经验,国际代表以土耳其的经验,故对第三次大会的决议稍有所修改。他主张工人运动保留其独立的组织,工人是我们的基础,同时工人加入于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中。第二对国民党性质的估量,谓国民党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党,故本身上是不能集中的如无产阶级的政党。同时在实际上如国民党的组织太集中了,则工农加入不便。第三对于国民党工作确定了最正确的政策,就是我们唯一的工作是国民革命之宣传组织工作,是很需要的。因为在理论上国民党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党,本身不能集中,同时在五个月的经验中,国民党的组织是过于集中而机械化了,同时我们在国民党的工作过去偏重于组织,甚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大部分都到国民党中去工作,而党的会议停止,有许多问题拿到国民党中去解决,因为有些地方全是我们的同志,在事实上已发生了这个危险。第二个问題就是关于工人运动的议决案,中国的产业工人数量上虽少,但在革命运动中是集中的,共产党要把他们集中与组织起来,然后才能领导与推动中国的革命,组织工人是我们唯一的责任。我们的基础应建筑于工人阶级之上,又因当时工人阶级的觉悟需有共产党的指导才会走正确的道路,因此把第三次大会的错误完全纠正了,在关于组织上指明应注意工人基本的组织。第三个问题是农民问题,在这次扩大会议中讨论农民问题尚有一议决案,但当时的理论很少,唯一决定了许多口号(如组织农民自卫军、反对苛捐杂役、反对预征钱粮、反对土豪劣绅及苛租等)。以后的农民运动都是在这些口号之下去做的。第四个问题就是党与团的关系问题,在这次会议中何以会发生问题呢?因为在实际上弄不清楚,发生了许多困难,在此次扩大会上,第一确定了青年团的责任,指明了青年团的工作,其次确定了入青年团的年龄,青年团员至少不能超过二十五岁,同时又因青年的分子有很多是成年工人,都在青年团中,故使青年团发生独立的倾向,另外使许多党员及负责同志视青年团为党的预备学校,当青年团在南京开第二次大会时就发生了独立的倾向,议决案写下了青年团的工作,是独立的,不受党的支配,如北京青年团的负责同志,完全不受党的指挥,故这次党的大会,特加以指明。经过这次决议后,于是就有大批的团员到党中来了,以后团与党的工作及组织渐分化了。这次扩大会议的意义:第一,把第三次大会的错误纠正了,把未解决的问题确定了,同时又把不好的影响洗脱,对于国民党的工作有很正确的答复,即是应以宣传工作为主要,而组织工作次之,但是并不是不作组织工作。一九二四年五月开第一次扩大会议,而一九二五年开第四次大会。在第一次扩大会以前就有同志发生一种疑问,就是我们目前工作即是加入国民党作国民革命,然则共产党是否可以取消呢?这种错误是由于同志对主义的了解或是对党的理论同志们的观点尚未稳固的原因,这个错误若不纠正,不特对党危险,即对国民党的工作亦危险。但自第三次大会以后,因得了正确的了解,故把同志们的错误完全纠正了。其次,把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组织分开,即是把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独立起来。再其次,在国民党中的工作,把以专门做组织工作纠正而转到注意作宣传工作,因为我们之所以加入国民党是要到国民党中去做政治的鼓动及煽动。另外对于农民运动,当时只有广东作起来了,都有很好的成绩,组织了十几万的农民群众在我们口号之下。其次在工人运动方面,虽然当时还是保守的,但注意了党的组织了,以前不过是工会的组织,在第三次大会以后,就使各地同志明白了工人运动的意义与必要。再者团与党的关系也在第三次大会确定了,这些都是第三次大会后所得的成绩。
 
  (八)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五年一月在上海开会。现在我们把关于当时一般政治情形分析一下:
 
  1. 南方、广东的政治情形。为什么我们要先说广东的政治情形呢?因为中山回广东后,中国成为两部分势力,一是北方的直系军阀掌握北京的政权,一是国民党恢复广东革命的根据地,所以在中国革命的前途上有很大的意义。其次,国民党改组到这时共一年,在此一年中间革命髙涨,革命的宣传有很大的进步,由南方到中部、北方,并且在实际上对曾作了许多反帝国主义的争斗和对内运动的争斗,如解散商团和反攻陈炯明的事实。同时,广东农民运动亦从此开始作宣传、组织的工作。这时广东的政治情形完全是新的革命局面,自国民党改组后,中山即收回海关,这就是广东政府与帝国主义宣战的动机,也就是国民党开始实行党的决议,向帝国主义进攻的第一步。因为帝国主义用武力威吓广东政府,此次广东政府虽然实现了收回海关的目的,但这种收回海关自主的意义和影响是很大的。从此广东政府反帝国主义的态度日益明显了,因此帝国主义对广东政府的恐惧亦日益增加。在八月又发生沙面大罢工,原因是帝国主义公布条例,限制华人出入,特别是对于华工,引起国民政府的帮助,这是国民政府间接反帝国主义第二件事实。故此沙面罢工很激烈,并且时间很久。于是帝国主义看出广东政府反帝国主义的运动日益激烈,因此帝国主义利用国民党内部的反动分子,图谋推翻广东政府,于是发生了商团事件。商团是广东与香港买办阶级的武装组织,领袖是陈廉伯,商团的组织起初是自动的性质,但到国民党改组后,买办阶级得到香港政府的帮助,变成帝国主义的工具。沙面事件发生,帝国主义的计划使商团在内部发动,陈炯明在外部进攻以图推翻广东革命政府,阴谋组织一个买办阶级和军阀的混合政府。商团事件初发生时,广州政府有畏惧的形势,恐引起商民的反对,所以对商团的态度很犹豫,以后中山始下决心用武力解散。此事推动全国。这件事的意义是国民党直接与商团决裂,间接与香港帝国主义决裂,在这短时期中间由内部冲突变为反帝国主义的战争,这证明国民党实行党的决议向革命的路线走。所以广东政府成立以来革命的意义特别大,虽然商团的买办阶级说广东政府是赤化、是压迫商人的,但实际上广东政府却获得全国民众的同情,尤其是广东的工农群众。广东的工农群众在这次事变中极力拥护中山的主张,竭力帮助国民政府压迫商团,所以这时在北方虽然是直系统治的反动的时代的局面,但北方与南方正相反,南方是革命潮流高涨的时期。
 
  2. 北方的政治情形。在北方直系掌握政权将一年,一方面是直系想巩固政权,极力扩大军备和一切反直系军阀作战,以图实现武力统一的计划。因此,直系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更加密切。但在另一方面,反直系的联合战线及奉张和残余的皖系等势力也极力准备作战,在直系统治下,除投降帝国主义,承认赔款以解决临城案外,尚有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就是在直系政府统治下的恢复中俄邦交,此事在直系本身来看,不但不赞成而且是反对的,更说不上正式中俄邦交的关系。但事实上却相反,公然在直系政治统治之下,恢复了中俄关系,这显然是一种矛盾的现象,其理由就是全国革命潮流的高涨,由南方发生直到中部和北部,同时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竭力主张中俄邦交,并在全国工农学生群众中极力宣传,并且全国工农学生对于恢复中俄邦交事均有积极的表示,促醒北方政府的注意,尤其是一九二四年三月全国民众促成中俄恢复邦交的扩大运动,在这种情形之下,不使政府有新的对付方法,但在另一面,直系的反动政府做了许多卖国的事情,受到人民的攻击。因此,卖国政府亦想借此做投机事业取得人民的好感,并可以恢复卖国的信用。这样一来,在事实上可以得着许多的权利,因为苏俄可以抛弃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所以曹、吴决定实现。实标上中俄恢复邦交完全是中国革命潮流促成的。这对于中国革命有什么影响呢?这对于革命意义当然很大,第一使中国人民认识了苏俄是真正的好友;第二更能促成全国人民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决心,更推动人民作取消不平等条约和反抗帝国主义的运动往前发展。因此,我们看见在直系统治最后时期中,全国人民渐渐革命化了,虽然当时直系正在准备与一切非直系派的军阀作战,但因广东政府宣传的影响及全国民众的潮流的压迫,使直系不得不改变政策。
 
  3. 工人运动的情形。第三次大会对工人运动的决议,“二七”以前中国工人初期的运动,因欧战及战后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的削弱,因此中国工人运动取得初期髙潮时期,以后帝国主义及军阀渐渐巩固,于是用残暴手段压迫工人运动,所有工人的组织完全被封,因此使工人运动低落下去;同时因为世界工业恐慌影响中国,尤其是纺织业的恐慌,因印度与英国纱的压迫,在当时工人运动无论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是处于恶劣的情形,所以就取退守的政策。这是“二七”以后工人运动的第一期的情形,最初是取退守的政策,但北方的铁路工会运动,还是积极的进行秘密的组织,所以在二四年二月,在北京有第一次全国铁路代表大会的举行。这次代表大会只采取铁路代表分子的联合。但群众没有参加,这一方面证明工人运动是保守的性质,北方处于秘密状况;另一方面的证明,虽然于反动势力之下,工人运动不能公开,但还是进行秘密的组织,在这时很少看见工人运动是公开的,只在山东胶济铁路发生罢工运动,成立工会不久被军阀封闭。自北方第一次全国铁路代表大会后,各路代表积极活动,于是又引起军阀的注意,所以在一九二五年北京铁路总工会被封,张扬被捕。在汉口不仅工会机关破坏,即党的机关亦被封,水口山矿工俱乐部亦被封,在上海有海员、纺纱、南洋烟草公司工人发生罢工,但不久均遭失败,多数工人因此失望。在南方因国民党的组织和广东政府的存在,所以情形不同,南方的工人运动在政治上是向帝国主义进攻的态度。第一,五月间在广东开国际运输工人代表大会,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和海员工人都参加了这国际组织会议。第二,沙面罢工,这次罢工是在海员罢工之后,南方的工人向帝国主义进攻,给帝国主义第二个打击的事实,这正是北方工人受反动压迫最厉害的时候,工会被封,首领被监禁的时候,而在南方的情形却不相同,所有这些事实都给全国工人极大的影响。这时期就全国工人运动整个的情形来说,在北方虽然在反动之下受压迫,但仍然进行秘密的组织,在南方工人则对帝国主义取进攻的态度,所以此时期整个的工人运动是由守势转到进攻的形式了。
 
  4. 农民运动问题。农民运动在广东有很大的发展,国民党改组后,实行决议组织农民协会,并且武装农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劣绅、土豪,使农民组织保护农民利益。国民党左、右派是什么?右派勾结军阀、劣绅、土豪压迫农民,左派是真正保护农民利益的,打倒军阀、土豪劣绅。
 
  5. 党内政治生活的发展。在这时期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已有一年光景。在这一年中间,我们在政治上做了许多鼓吹的工作,在群众中亦做了不少的宣传工作。如在北方作了国民党改组的意义和国民党改组后新政纲对于革命的意义的宣传,使北方知识分子及一般民众改变从前对国民党厌恶的观念,并且接近国民党和倾向国民党的态度,使国民党的组织由南方推广到北方,全国都有新的革命组织,使全国民众的意识都集中到国民党的组织之下。同时又作了恢复中俄邦交、反对直系政府的大宣传。在南方积极组织工农群众帮助广东政府打倒商团,作直接间接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这也是与前不同的地方。我们以前只能作宣传的工作,如组织示威运动和文字的宣传,及到国民党改组后,不仅是作宣传煽动的工作,而且推广国民党的组织,督促广东政府对内推翻帝国主义的工具买办阶级所组织的商团,对外向帝国主义的香港政府进攻,这时期由宣传工作而转到组织工作,甚至于武装工农,走上实际斗争的道路。
 
  6. 党的第四次大会的意义和内容。由上面看来,这时中国的政治情形已渐渐革命化,一方面恢复了中俄邦交,一方面使反直系战争爆发,在南方又发生商团事件,这些事实都是革命的表示。自江浙战争发生后,于是引起直系的反奉战争,而在这时发生北京政变,冯玉祥由直系分裂出来,走上革命的道路,吴佩孚的势力消灭,因此全国民众运动又渐兴起来。这时,全国民众的口号是“召集国民会议”和.“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这样一来,召集国民会议和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运动畅快地向前发展。所以,在四次大会整个的政治上完全革命化了,因此这次大会的责任显然的都是领导革命向前发展。怎样才能实现这种责任,这首先要把民族革命的理想弄得真确,即是说要估量民族革命中的各阶级势力和社会各阶级对民族革命的趋势如何,然后才能定出我们在民族革命中的策略,有了革命的正确策略才能完成革命责任。而我们对于民族革命的决议案是怎样?对于民族革命的问题,在第三次大会及扩大会议时对于本问题的决议案都很简单,没有把本问题从各方面加以详细的分析。第三次大会决议只规定召集革命的力量及共产党应加入国民党去工作,扩大会议只规定产业工人运动是共产党的基本工作,不应与国民党的工作混合,就是说对于这些问题,都没有从民族革命的理论方面加以详细的分析,并正确地订出共产党在民族革命过程中对于社会各阶级的态度和关系,在第三次大会及第一次扩大会议时,因为客观、主观的条件都不可能订出一个正确的民族革命的策略,即是说没有革命的经验,由扩大会议到第四次大会时,党在实际的革命工作中得到了许多经验和教训,所以这时在民族革命的理论上就有正确的根据了。在另一方面说,证明我们的党已有很大的进步了,那么我们对民族革命的议决案之内容,详细情形参看第四次大会本问题的议决案,本问题的议决案如下:
 
  ①民族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说明东方的民族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又说明东方的民族革命与西方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有一共同的目的,都是推倒帝国主义,所以民族革命的成功而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即受其影响,因此殖民地的无产阶级应参加本地的民族革命。
 
  ②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责任及革命中的特性。民族革命是社会各阶级的革命,所以各阶级在民族革命中,各阶级有各阶级的利益,因此就有不同的目的。如无产阶级参加民族革命是为的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封建阶级及资产阶级,所以带有世界性的特性。无产阶级的目的是由民族革命进到无产阶级革命,所以无产阶级的政党领导无产阶级参加民族革命不是为资产阶级利益而参加,附属于资产阶级,而是为本阶级的利益而去参加民族革命,所以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不仅是独立的,并且为民族革命的领导阶级,而资产阶级参加民族革命是为发展资本主义的工商业。
 
  ③分析各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地位与趋向:第一,资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地位及趋向,大资产阶级及买办阶级都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在商团事件中,已经证实了他们不要革命,而且勾结帝国主义的势力来压迫革命的广东政府,甘愿将中国人民的经济命脉送给帝国主义手中;第二,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方由官僚资本转到工业资本,他们的主观力量非常薄弱,所以不能积极参加民族革命;第三,农民是受帝国主义的影响和压迫很厉害的,该阶级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如湖南、广东农民运动的发展,就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在事实上表现得很明显。由上面证明,愈是上层的阶级在革命运动中的妥协心也愈大,只有无产阶级是民族革命的领导者。其次这次议决案又说明工人与学生的联合必反对帝国主义,并说明广东政府的革命意义,由商团、沙面罢工两件事又可以证明广东政府革命化了,同时议决案又说明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愈向前发展,而军阀的势力必日趋崩坏,而民族革命的势力必益扩大。
 
  ④中国共产党对民族革命的政策分左右倾的经过。首先说明在一九二二年第二次大会,已决定我党应领导无产阶级参加民族革命并应帮助国民党,当时所提出的口号:第一,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第二,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第三次大会说明共产党有全体加入国民党的必要。扩大国民党的组织到劳动群众中去(在—九二三年时)。在第二次大会(一九二二年)时,只议决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资格加入国民党中工作,到第三次大会的加入国民党问题,当时是没有人反对,只有一部分同志主张工人运动应在国民党以外去工作,若将工人运动的组织经过国民党,不免有混淆工人阶级的思想。所以第三次大会后我们的同志发生许多幼稚病,右倾的同志忽略了第三次大会的议决(以民族革命运动为中心并应注意发展我们的组织,拥护劳动者的利益及阻止国民党的在革命中妥协的倾向),左倾的同志适得其反,以为共产党有单独的组织和政纲,无须同国民党合作。再看右派的错误有几点:第一,既以民族革命做中心即应集中全力到国民党中去工作,不必需要共产党;第二,既加入多阶级性的民族革命性的政党,就应当不主张阶级斗争;第三,既帮助整个的国民党应不应该在国民党内部攻击右派。
 
  ⑤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这时我党加入国民党工作已一年了,因此得到许多经验,所以到第四次大会时,又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先必须要订出新的策略,就是说这时期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更密切起来,在组织和思想上均应使其革命化。四次大会的政策:
 
  第一,国民党包含社会各阶级的成份,因此不免有发生阶级妥协的危险,要极力反对阶级的妥协;
 
  第二,国民党虽是国民革命中主要的工具,但不是民族革命的全部。在宣传上应处处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保护工农的利.益,攻击右派阻止中派右倾,如中派右倾亦应反对;
 
  第三,应在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左派,扩大左派,攻打右派,使群众与右派脱离关系,尤其要反对阶级妥协,并且在工农群众中宣传阶级争斗的理论;
 
  第四,在国民党势力所在的地方,应将本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大大的扩充起来,并要使其公开,假如国民党有妨害工农利益的时候,则极力反对之;
 
  第五,我们固然要国民党保护工农利益,同时要使工人自己明白阶级的独立性,并使其明白只有工人自己有强力、有组织才能推广民族革命,就是工人农民有组织的去帮助国民党的力量要大;
 
  第六,使在我们的指导之下的左派国民党思想巩固起来。
 
  以上这些决议是从经验中求出来的,这些政治决议有什么意义呢?在以前是找不着的,这种理论的根据是议决案,这些议决案与国际对中国的政策差不多,这是因为革命发展之结果。这次对于工农运动都有很好的决议案,特别是较前更好,因为在广东已有很好的农民运动的经验,其次为党的组织议决案与民族革命的议决案,这都是第四次大会的特色。
 
  ⑥第四次大会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发展到第四次大会时,革命的情形就与以前不同,以前是宣传的时期,现在到了行动的时期,即是说中国革命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也就是革命的起点,使党走上领导群众的路上去,且是走上广大的道路,也就是党开始行动的时期,以前党有相当的发展,但是局部的,而不是普遍的,在党的本身来说尚有小小困难和党内部时常发生问题,在政治上因理论的缺乏和训练的幼稚,所以党还是发生错误的倾向。在第四次大会,理论的根据和党的政策都非常正确,党内的各种错误的倾向也减少了。所以这次大会将党的理论和政策都变正确了,这时党的本身力量如何呢?虽然这时只有一千党员,但是党的政策走到行动的时期了,所以第四次大会是形成群众党的开始的基础,因此在党的历史上有很大的意义。
 
  ⑦第四次大会后的政治工作。这时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国民会议的潮流非常之髙,在北京吴佩孚失败、冯玉祥开始握得北京政权,不久又落在张、段之手。但此时召集国民会议的空气很高,给张、段以无形的阻碍,这时要打破反动势力只有促成国民会议,这不仅给帝国主义以打击,而且给军阀一个打击,所以这时召集国民会议,取消不平等条约,组织国民政府为最激动群众的口号,怎样组织广大群众呢?所以党决定各地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结果做到了。此证明党的政策很对,在此情形之下,不得不引起帝国主义及张、段的恐慌,张、段想取得北京的政权亦非常困难,因为他虽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用欺骗民众的口号,召集善后会议以缓和革命。当时即知国民会议是不能成功的,不过借此组织鼓吹群众,在北方开国民.会议促成会,到会代表有一七〇人。返省后,在各省作了很大的宣传工作,使群众了解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的意义。这时北京政权虽然落在段氏手中,但另一方面国民军取得河南,所以张作霖在军事上还是不能统一北方,民众反对张作霖,在政治上亦不能统一,而此时国民会议空气很高,直到中山死后,才渐次消沉下去。但此时张作霖还是苦心经营巩固自己的势力,同日本勾结,另方面张、段又用骗人的口号,召集善后会议以和缓革命,中山死后又借追悼大会宣传,使革命运动又向前去一大步。因为党的政策用得很好,所以革命的发展已有很大的成功。以后革命潮流渐渐低落下去,而在中山未死以前,我党看出这时革命运动很严重,若中山死必要消沉,因此计划到追悼会中做大宣传,所以在未死以前开会决议要中山先写一政治的遗嘱,以作死后鼓动群众,故追悼大会特别有意义。中山死后,在北方发了许多宣传单,给人民以深刻的影响。这时期广东的形势在中山死后帝国主义及陈炯明反攻广东,北方政府亦助陈以饷械,结果广东战胜。所以,中山死后国民革命虽受打击,但革命的基础未有动摇。因一方面工农群众的帮助,广东政府加入反帝国主义及军阀,另一方面我党的政策用得好,使革命潮流髙起来,帝国主义不敢马上压迫革命运动。
 
  ⑧这时工人运动的情况。在北方吴佩孚打倒了,铁路工会复活。二月初,日本纱厂的大罢工,为“二七”以后第一次,是吴氏下台、中山死后革命发展的影响,但因此时经济情形困难,所以只得相当的结果,这完全是党的政策用得好,这时的困难情形在客观上的经济条件上说,工人阶级本身力量很弱的,但因上海胜利,这胜利就是罢工的胜利,结果影响到青岛工人,又发生同样困难情形的罢工,这因政策好,有相当的结果。这时期劳动运动整个的是处于特别情形,政治经济都极恶劣,虽然由保守的形势走到进攻的时期,所以这时罢工全靠策略,所以当上海罢工时,决定将经济的罢工引到民族的政治斗争上来,当时的口号是“不准东洋人打人”,因此引起青岛、天津、汉口等地的罢工援助,遂使上海工人阶级革命空气增高,大胆与帝国主义争斗,以致引起“五卅”运动。
 
  ⑨“五卅”运动的情形。这时一般的状况,在政治方面,北方张作霖向国民革命进攻,由东三省到天津向河南进攻,要求国民军将河南、直隶让与张作霖,这时国民军的势力很弱,地位极低,不得不让与张作霖。在广东陈贼虽败了,同时发生杨、刘的问题,他们一方面与陈勾结,一方面与段勾结,阴谋打倒广东政府,所以这时到了全国很危险的时候。当时的政治状况如此,一方面资本家向工人进攻,在二月内上海、青岛的资本家,以挑拨工人罢工的手段来解散工会,故党的政策决定只维持工人已得的胜利,再不进攻。于是资本家却猛烈的进攻,上海枪杀顾正红后又引起罢工,、于是资本家的态度更硬,上海工部局及山东张宗昌均助资本家用武力镇压工人。在顾死后中央委员会讨论,党是引起工人和警察与厂主冲突呢?还是自动的使工人消散?如果是让步使工人势力溃散,工人必无形消散;或与厂主警察冲突,即中部、北部的工人运动必然陷于困难地位,所以这时党很忧然,结果决定采用行动的政策,即民族运动的政策,扩大宣传取得社会各阶级的援助与资本家争斗,如宣传不能引起他们的援助,则发散民族运动工人自身的宣言,自动的上工,打破资本家用关门的政策压迫工人。党用何种政策发动群众呢?当时上海工部局向上海资本家进攻,提出四条,如码头捐、印刷附律、交易所注册、华人越界筑路纳税。所以党决定用此四口号,召集示威运动,结果打死学生,于是策略成功。当时党对于资产阶级的策略计划正确,知道上海的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有冲突可以鼓动起来。再由整个的情形看,这时北方反动势力很大,广东又有杨、刘的危险,所以党决定在上海鼓动民族革命以挽救中国革命的危机,上海既有鼓动机会,于是提出“上海是上海人的上海”,鼓动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工部局的四大提案,引起资产阶级的同情而商人罢市。所以“五卅”运动帝国主义说是共产党利用了各阶级的大成功。而此证明共产党的作用。党的政策是运用得很好的,假如没有共产党的政策决不会有“五卅”运动的发生。党在“五卅”运动中的政策:第一怎样推动大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商人罢市。这时资产阶级说,罢市没有罢工力量大,应先举行总罢工,然后罢市,我们说只要罢市,罢工是不成问题的,这时我们的政策是先鼓动学生激起小资产阶级的商人,因为小资产阶级的商人是非常怀恨帝国主义的,这样一来,于是大资产阶级受学生和小商人的压迫,不得不承认罢市,因为政策运用的周到,就促成了总罢市、总罢工。第二对资产阶级的政策,这时资产阶级的分子同帝国主义有冲突,但他们怕帝国主义,在另一方面又怕工人,我们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是怎样使他们参加革命,所以我们说中国工厂工人罢工是一种表同情的罢工,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因此资产阶级起初怕工人,到后来反来利用工人去反对帝国主义。为什么我们要利用资产阶级呢?因为上海各阶级势力在总商会之下,即是海员工会都在他们势力之下,因此要利用它,一方面揭破他们的假面具,一方面又拉他们参加革命。资产阶级在未参加革命之先是想中立来调和革命,及参加革命也是想利用工人作这次运动的领袖,结果没有拉着领导地位,及小资产阶级的商会不相信他们,不相信大资产阶级的总商会。后来到工商学联合会提出要求九条时,大资产阶级反对,所以他们单独提出十三条。这时大资产阶级态度更坏,因此对小资产阶级完全失掉信用。其次我们怎样将“五卅”运动扩大至全国呢?这时要维持革命运动,仅上海一处的总罢工是不能维持很久及胜利的,所以党决定香港、广东总罢工以援助上海的罢工,这时有同志主张香港广东即使举行罢工,也得等打倒杨、刘后再罢工,又主张如香港罢工,于是汉口、天津、青岛亦起来罢工援助上海工人,所以“五卅”运动才能支持许久,即是现在还保持着。后来汉口、天津、青岛等处的罢工.,因反动势力的压迫,不久就消沉下去了,到八月间在经济和政治上发生了困难问题,尤其是经济的问题特别困难,发生危机。因为经济的来源虽有苏联华侨的帮助,同时工人团结的精神散漫,坚固的组织发生动摇,这时帝国主义极力利用军阀来压迫工人,如张学良到上海开始封闭工商学联合会及职工会。这时中央讨论上海罢工的问题,国际代表亦到会讨论,这时问题究竟怎样?当时多数意见主张运动扩大到北方,有少数同志主张武装暴动,另有一部分意见主张收缩,结果决定继续运动。后来国际训令要保持势力,应由政治争斗转到经济争斗和部分的经济要求,将政治的责任推到北方和南方政府身上,如不这样,会使国民党消沉下去。这种政策对于工人有些什么影响呢?他使工人组织坚固起来,使阶级的认识扩大起来,使群众的争斗更坚决了,这种政策对资产阶级是害怕的,因此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和军阀勾结,来压迫工人阶级,封闭总工会,由此可以了解党在“五卅”运动中的地位了。
 
  (九)党的第二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的任务和经过情形:这次会议是一九二五年在北京开的。我们要知道第二次扩大会议的情形,就要先知道这时的一般情形,这时“五卅”运动已经发展,并支持了四个月。不但没有消灭势力,并且运动扩大了。一方面促进帝国主义的让步,允许关税会议;另一方面张作霖的势力大大的发展起来到长江,但不积极的向国民军进攻,因此国民革命军的势力也大发展起来,坚持起来。当“五卅”运动以前,国民军在北方的地位很危险,“五卅”运动发生以后国民军的危险消除,奉张由进攻国民军的政策而取保守的态度,所以是时在北方受大打击.,使反奉运动扩大起来,而在南方政府的南部有很大的成功,为革命政府从来所未有的现象,因此使帝国主义大大恐怖起来,于是勾结国民党的右派分子谋刺廖先生,这样一来促成国民党的左派。因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在争斗过程中,使阶级觉悟更加明显起来,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阶级势力的伟大和阶级认识的明显非常害怕,因此又形成了国民党右派,主张国民党与共产党分离,主张阶级调和,由此可以知道扩大会议的任务了,这次扩大会议的责任是:
 
  1. 审查目前运动的趋势及用什么政策支持“五卅”运动。
 
  2. 决定对国民党的政策。这时戴季陶在国民党中的主张的最高原则,国民党与共产党分离,我们的政策在组织上、思想上取进攻的政策,所以这时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发生问题。
 
  3. 怎样扩大我们的党为群众的党,因为这次的五卅运动有世界的意义。所以这次会的决议是:
 
  ①中国目前的政策与共产党的责任,估量五卅运动的革命意义。先说这次运动的特点:第一,共产党成为真正群众革命的党,并且认为工人阶级的政党是民族革命的领导者;第二,这次运动促成军阀内部起了分化,使一部分军阀走向革命的道路,如冯玉祥接近民众,另一方面使反动军阀更加反动;第三,因广东、香港罢工的影响,广东政府的左派势力巩固起来,并说广东政府的巩固是五卅运动的结果。
 
  ②工人阶级与民族运动,各阶级参加民族革命,在民族革命中工人阶级站在领导地位,同时说明资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起初利用工人阶级,后来与资产阶级冲突时,则其即勾结帝国主义共同压迫工人阶级。
 
  ③指明数百万的小资产阶级始终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无产阶级应格外集中自己的力量与城市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向帝国主义进攻。
 
  ④指明农民与革命关系,.中国南部和中部农民运动已经发展起来,因此我们应促成农民政纲。
 
  4. 指明军阀与农民政策的关系。此时革命运动又到了困难时期,张作霖与冯玉祥的战争,又要马上爆发,同时又说明国民军在革命中的意义,说他有新的作用应与全国民众联合起来,民众要来帮助国民军特别是要打倒张作霖。
 
  5. 帝国主义相互间的冲突。我们应当好好利用帝国主义相互间的冲突,而订出好的策略来发展革命。
 
  6.“五卅”运动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五卅”运动发生,第三国际领导各国的无产阶级捐款援助上海工人,在政治上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政府用武力压迫中国工人阶级,这一方面证明殖民地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民族革命,已与西方无产阶级有亲密联合,反转过来说,殖民地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革命,必须要有西方无产阶级起来帮助才能成功,另一方面证明“五卅”运动给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的稳定有绝大的影响。
 
  7. 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任务:
 
  ①当革命潮流高潮时,要给群众革命的纲领,并要指出正确的道路来,提出组织国民政府及夺取政权;
 
  ②根据政治口号去发展工会和巩固工会的组织,同时应扩大党的组织,吸收工人中先进分子入党;
 
  ③在工人运动中应防止以下两种倾向:第一只顾政治环境,而忽视本阶级目前的经济要求,第二是只顾目前的经济要求而忽略了政治环境的争斗;
 
  ④在以后运动中,因运动髙涨的时候,就受军阀的压迫,所以失掉许多先进分子,因此各处不仅注意工会的组织,并应在工会中准备武装暴动的技术和成立军事委员会;
 
  ⑤继续以前对国民党的态度,巩固左派反对右派,尤其是要反对戴季陶主义;
 
  ⑥应在每次运动中扩大党与团的组织,使其群众化;
 
  ⑦小资产阶级的学生,在“五卅”运动中占主要的地位,应吸收学生先进分子入党;
 
  ⑧对国民党的议决,应继续以前的合作政策与群众接近,赞成左派反对右派,以前与国民党的关系是整个的,现在仅是与左派的关系,为什么这一决议呢?因为革命潮流中,资产阶级分化的很明显,同时看见无产阶级的作用,他们都害怕起来,故他们要将国民党握在他们手中,故我们的政策要巩固左派、反对右派。
 
  ⑨组织问题的议决,主要的意义则是必须把我们党变成群众的党,虽然目前党员增加到三千多人,但还不够,而应更扩大数倍。
 
  ⑩对工人运动的议决,使全国工人运动革命化。
 
  ⑪对宣传工作的决议案,应完全站在革命的观点上作公开的宣传,实际上要与群众发生密切关系,引导群众到党中来。由这次扩大会议证明了共产党已站在革命的指导地位了,且强固了党的组织,且开始变成群众的党了。当四次大会时只能说党的政治组织开始走向正确的道路,但现在党已成为群众的党了,组织很坚固了,党的势力较前增加了三倍。
 
  ⑫反奉战争中我们的实际工作。扩大会议后反奉战争即要爆发,而这次运动(“五卅”)又起了反军阀战争的性质,与前不大相同,以前的战争是帝国主义联合战线向国民革命进攻的策略,工人阶级在这次战争中,决不能取观望态度,主要责任就是实行扩大会议的决议,使党的组织扩大,使广大群众参加反奉战争,实行国民会议,组织国民政府。在反奉战争以前,党在各处即有反奉战争的宣传,并且这种运动的组织均与我党有密切关系,因此北方为革命的中心,如在天津举行全国铁路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反奉战争虽然失败。但有很大的成功,在中部和北部给数百万的群众很大的影响,虽然国民军退守南口,但革命势力不会因之消灭。
 
  (十)广东政府的成功。第一,完全消灭广东政府内部反革命势力;第二,巩固国民党左派及左派的革命政府;第三,广东的势力发展到西南各省,且形成西南革命的中心,能影响全国民众及北方政治,这种伟大的成功完全是“五卅”运动的结果。广东政府的成功对现时革命的意义怎样?第一,广东政府势力巩固,给帝国主义以很大的打击,如香港罢工维持到现在;第二,广东政府在中国的影响,就如苏联对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影响一样,所以广东政府势力发展和巩固都是给帝国主义很大的打击,国民军虽失败,但中国的革命潮流仍很髙涨,这是广东政府成功之影响,所以广东政府发展对中国革命前途有很大关系。
 
  (十一)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九二六年国民党第二次大会的成功,就是工人阶级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联合战线的表现,因为这次大会更加确定了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就是说工人阶级与小资产阶级联合战线反帝国主义的关系。
 
  (十一)总结论:第一,说明了党产生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及党的历史使命和党初期的工作;第二,说明党的政治状况、劳动运动的发展及党内部的政治生活状况及一般的政治状况;第三,说明党如何由小团体而形成大的政党。其次第一次代表大会到第三次大会及怎样由政党形成阶级群众的党,在“五卅”运动中的作用,而又由第三次大会到“五卅”运动以至于国民军失败。
 
  1. 自党成立到现在的成功:第一,党对于无产阶级的影响,党引导无产阶级由经济的罢工直到政治的争斗,并且在“五卅”运动中领导中国工人阶级站在民族革命的领导地位。拿西方革命运动的“经验”和工人运动发展史来看,至少经过二百余年的争斗才走到政治争斗,如英国工人运动,现在才由经济争斗走向政治的革命争斗;中国共产党成立只有六年,党就能引导中国工人阶级走到革命的政治争斗,这证明中国共产党六年的工作已经超过西欧几百年革命经验了。第二,对于民族革命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中不仅是领导工人阶级,而且领导一般群众作民族解放争斗,“五卅”以前历史上的广大群众的运动:第一为义和团,第二为“五四”运动,但这两次运动都没有成为广大的群众革命运动,义和团运动仅是农民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五四”运动是小资产阶级的学生反帝国主义运动;而“五卅”运动是全国各阶级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广大革命运动,在这次争斗过程中给群众以充分的政治教训,得着许多争斗的经验,不特扩大了工人阶级的组织,而且组织了各社会阶级,在六年前,我们宣传打倒帝国主义,一般群众说我们是海外奇谈,到现在不独不说我们是海外奇谈,并且跟着我们来反对帝国主义了。第三,对于农民的影响,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农民问题是很重要的问题,这几年中对农民问题虽然困难,不能普遍将农民组织起来,但在广东、河南、湖南等省已有八十余万农民的组织,不仅领导农民参加民族革命,而且领导农民作了阶级争斗,反对地主、劣绅、土豪等。第四,对于军事运动的影响,现在中国军事势力很重要,过去一切政治的变迁都有关系,军事可以使革命向前,亦可以使革命退后,所以我们的党对予军事运动也有注意,且有好的结果,促进了军阀的分化,使一部分军阀倾向于革命,虽是一方面是由于客观革命的发展而促成,但在另一方面是由于党的努力及政策用得对的结果。第五,对于中国一般的政治影响,党初成立时一般大学教授及一切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者,对于我们党的机关报没有注意。数年后共产党在政治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引导全国民众作了反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民族革命的领导者,因此反帝国主义的口号扩大,从此可以看出我党在革命中的作用和工作成绩了。这还不能把我们党的责任完成,当然还要向前发展,虽然领导群众参加政治争斗,但大多数农民群众和其他群众未参加革命,但帝国主义的势力仍在增大,我们应扩大工作范围,继续党的政治路线,我们的政治路线是反帝国主义和军阀的联合,是党的中心政策,是党的主要政治路线,这直到无产阶级革命时还是如此,我们现在不过开始作这政治路线工作。固然我们的组织已很扩大,有许多觉悟和正在革命化的分子,团结在我们路线上来,初时亦与国民党发生联合战线关系,但到“五卅”运动以后,党的势力又扩大到各阶级的民众中甚至于军队中,一部分军队参加这次革命的联合战线,总之在无产阶级未成功以前,我们唯一正确的策略就是联合战线,唯一的责任就是扩大这个联合战线的策略,过去联合战线的成功就是“五卅”运动,工农的关系,广东政府巩固及国民军渐渐革命化,因此我们就应继续帮助广东政府与国民军扩大联合战线。
 
  2. 我们今后的责任:
 
  扩大与巩固工人阶级的组织,同时应在思想上坚固工人阶级的阶级争斗的意识,因为工人阶级的势力是唯一的革命势力的发展,只有左派势力坚固,才能扩大联合战线,才能坚固工农关系。在政治上目前应帮助国民军,在南方应帮助广东国民政府,其方法就是组织一切民众势力及扩大联合战线:第一,目前在政治上与军阀联盟;第二,各种“社会势力”的联合战线;再其次是应组织农民,对于农民联合战线,才开始去作,应发展农民的组织,这是很困难的工作。从上面可以知道党虽然幼稚,在困难中发展和党的争斗中所采取的政策,都是多数主义的政策,所以中国共产党已成为多数主义化的党了。

来源:《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
日期:1980-03-20